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山西
丝绸之路通常指亚欧北部的商路，即西汉张骞和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的陆地商路，称为“陆上丝绸之路”。

广义讲，丝绸之路还应包括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宋代以来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

山西作为内陆省不仅与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之间历史悠久，而且与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着历史缘源。

先说陆上丝绸之路，虽然以长安（西安）、洛阳为起点，实际与陕、豫邻省的山西关系很大，且历史久远。

从考古方面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西亚物品已传到晋国，如在侯马市晋国王公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许多陪葬的锥柱形红玛瑙佩饰。

据学者研究，此物与伊朗高原远古墓葬出土物完全一致，所以此物很可能是来自西亚。

又如1983年朔州出土东汉墓中西域人面貌的铜俑，也可为一证。

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东端。

尤其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对游牧民族与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涌向平城，使平城留下许多外国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

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商贸发达，胡商辐辏，也留下许多外国人的记录与遗物。

如《晋书?慕容垂载记》：
“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

”北朝翟氏是并州大族。

《隋翟突娑墓志》载：“君讳突娑……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

”墓志翟突娑，并州太原人是指出生地，祖籍在西域，其父翟娑摩诃，是并州大萨宝，即并州胡教大首领。

北齐太原娄睿墓壁画有胡商形象，商队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商队首领，其后一胡人牵骆驼，骆驼间还有几位胡商身影，显然是来山西经商的胡人商队。

蒲州（今山西永济）是唐代河中府所在地，位处长安、洛阳两京之间，皇帝、官员、文人、商人都往返其间，其地十分繁华。

在黄河边矗立着大铁牛与铁人，其中一铁人似胡人着侧翻领服装。

唐代蒲州有“酒家胡”，山西籍唐代大诗人王绩诗云：“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贯，惭愧酒家胡。

”说明胡人酒在当时很有名。

有人考证，《西厢记》崔莺莺原名曹九九，是一位中亚粟特族酒家胡女子。

又如，《旧唐书》：高祖“师次灵石县，营于贾家堡”。

此堡是当时胡人聚居地，晚清曾在灵石县发掘出16枚罗马古铜钱，从钱币文字看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的流行货币，在灵石县发现此币绝非偶然。

在并州出土的北朝和隋唐墓葬中，有各种粟特人骑骆驼俑、突厥人骑马俑、胡人伎乐俑等。

北魏时内迁山西的粟特人曾将葡萄栽培技艺传山西人，所以唐代太原葡萄酒为名产、贡酒。

（以上考古资料均见张庆捷《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
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是北越长城，穿越蒙古、南俄草原，经中亚、西亚西北部达欧洲。

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回纥、契丹等都是这条商路的重要力量。

山西人自古就与这些少数民族在长城沿线进行贸易。

《汉书?匈奴传》：“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武帝欲出击匈奴使山西人马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

唐代，由晋阳向北，经忻州、代州、朔州、云州，可通向突厥、回纥诸部。

山西闻喜人裴?葡仍诒呔趁骋字小盎踔澄迥辏?致资财数千万”。

宋代阳曲人张永德“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

清代由山西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年销俄罗斯茶叶高达6060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业势力深入我国内地，并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和《天津条约》，取得减免税等特权，恰克图边境贸易额大减。

山西商人毕竟是一支富有经验，久经商场的商界劲旅，由程化鹏等晋商向清政府提出，以其道还治其身，要求晋商假道恰克图深入俄国行商。

此时，俄国正在要挟清政府要在张家口设商埠。

而张家口与北京很近，清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决心阻止俄国在张家口设商埠，同意山西商人出境到俄国经商。

山西商人如虎添翼，进而深入俄境莫斯科、圣彼得堡经商，第一年销售额就与俄商打成平手，第二年山西商人输俄仅茶叶就达20万担，超出俄商近一倍。

当时输俄商品达百多种，如山东、河南的绸，江苏、浙江的缎，河
北的土布，江西的瓷器，京津的杂货，山西的铜铁制品、酿造品、米谷、烟叶、木制品等，但大宗输出品是茶叶。

由此形成了由中国内地，经蒙古草原、俄国到欧洲腹地的草原国际商路。

海上丝绸之路以沿海口岸为起点，东到日本、琉球等，南到印度和南洋各地，进而通阿拉伯、地中海及欧、非二洲。

山西商人远赴海外经商者大有人在。

如光绪《襄陵县志》载：明代“万历中，西梁村贾人，贩于海外。

”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明代潞绸“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

近代，由广州通往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山西商人主要是间接贸易，即将海上进入广州口岸的香料、水果、水产、木材等贩回内地，将内地粮食、绸布、土产等贩到广州出海，其中山西的商品主要有铁器、谷物、党参、土产等。

我国东线海上贸易历史也较久远，如中国与日本国、琉球国的贸易一直比较繁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琉球国使者从中国贩回丝、绸、绢、茶、纸、糖、瓷器等60多种，仅税银就有289两。

山西商人东线出海一直比较活跃，明代有贩运价值十万银两人参等商品到日本的记载。

清代山西商人范氏有船六七条，是当时最大的船帮。

范氏贩运中国绸缎、瓷器、茶叶、书籍、笔墨纸砚等到日本，其中山西商品有党参、黄芪等。

从日本贩运的商品有铜、海产等。

日本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称：“中国书籍之输入影响日本文化最大……致各地文运大
兴。

”
以上可见，山西人是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积极参与者，是这三条丝绸之路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