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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如何寄情山水

士人与山水有不解之缘。

山水给予中国士人太多灵感与情思,中国士人给予山水无限的深情。

中国士人对山水的热爱,滥觞于先秦。

儒道两家之巨子,对山水之情感可谓一往情深。

汉代士人对山水的体认更加深化。

对他们来说,逍遥于山水间是一种情趣,一种人生态度。

而这样一种美感的情怀在魏晋时期有新发展。

魏晋六朝人“以玄对山水”,发现山水蕴涵着与“道”相通的“神明”。

他们亟亟追求的自足之乐、逍遥之趣、无言之美、素朴之秘,无一不可在山水中体悟到。

山水因此在魏晋人中展开一个全新的观照,而典型体现中国文化意趣的山水画、山水诗亦在这个时期成形。

自此,山水情怀凝结成中国文人文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无论他们是弃绝尘世、遁迹山林,还是积极出世、治国平天下,山水风光都是他们的情感源泉和人生伴侣。

隐逸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

“隐”是针对“仕”而言。

在早期,这种“隐”更多的是一种彰显个性自由的行为,也就是拒绝仕途,“隐居以求其志”。

比如,尧舜时期的许由、巢父。

后来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隐居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不合作,成为士大夫在失意官场后一种必然选择。

所以,仕与隐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成为一种朝野自由转换的政治生态,也成为王朝政治稳定的平衡器。

山水和隐逸,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

士人之所以以山林为隐逸之地,首先是因为它远离尘世纷攘,对于淡泊功名心、力求遗忘纷繁险恶现实的士人来说,身居斯地,可以割断与尘世利禄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山林超然绝俗,而这种气质又与它怀抱中平凡质朴的生活浑然一体。

那夕阳中的鸡犬、静卧田野的牛羊,虽然无不平常至极,但却蕴藏着一种意味深长的人生境界,富于玩味,与身俱化于这种境界,文人的心灵获得审美的净化。

山林隐逸对于士人来说,还有另一重要文化意义,这就是复归自然。

士人自觉的山水之游,开启于魏晋时代。

魏晋人以玄对山水,发现山水是通达老、庄玄境的媒介,诚所谓“山水为意,山水为色”。

这一认识进一步深化,就是人们开始领悟,自然山水即是道,即是理,“山水以形媚道”。

游山水就是读老庄,就是“澄怀观道”,与道冥合。

永嘉乱后,名士南渡,江南的灵秀山水更激发士人的山水审美意识,促进士人游山玩水的风气。

《晋书》中,“爱山水”、“乐山水”等词随处可见。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更是叙写当时士人在自然山水间欢乐聚会的绝妙名篇。

魏晋以降,士人山水之游蔚为风尚。

士人们春日踏春,秋日登高,而他们赴任、谪迁、调职等行旅机会,也往往是饱览赏游山水的过程。

士人看山水,有独特的审美感受。

他们迷恋于晨旭与夕照之美,更欣赏“尤不可言”的月景之美。

他们对山水之美的品赏可谓至纤至微,一阵清风,一朵白云,一滴晨露,一抹赤霞,一片迷雾,一天飞雪,都可激起他们的遐想,引发他们的审美观照。

那无以计数的珠矶诗篇凝结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一往情深。

士人既在山水赏玩中追求与宇宙契合的心理超悟与生命永恒,又以文人特有的雅的情思去游赏、品爱自然山水。

在品味山水、歌咏不缀之际,文人往往为山水景观欣然题名。

杭州西湖自唐以来就遐迩闻名,它那清波涟漪的一泓碧水,苍翠浓郁的起伏山峦,相映成趣的湖光山色,构成一个“天开图画”的绝美世界。

自审美情趣纤细的南宋开始,文人对西湖的品爱有一个新突破,这就是为西湖题景。

南宋有苏堤春晓、平湖秋月、花港观鱼等“西湖十景”的题名。

元代有“六桥烟柳”等“钱塘十景”的题名,清代更有“梅林归鹤”等十八景的题名。

这些富于诗情画意的题名或巧写景色,或发抒性灵,或深化意境,或诉诸审美想像,充溢着十足的文人情思。

山水自然之美,得士人之咏赞和品题而更富魅力和审美价值,而士人在与山水俱化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与人格的永恒。

南朝宋时有一位著名学者,名叫宗炳。

宗炳不仅妙善琴书,精于言理,而且酷爱山水。

《南史‧宗炳传》记载说:“宗炳好山水,爱远游。

西涉荆巫,南登衡岳,结宇衡山。

”他自述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

”后来宗炳因病而返回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卧游”一词由此而来。

故“卧游”的含义乃是以欣赏山水画代替游览。

明末清初程正揆的《江山卧游图》的跋语中说:“居长安者有三苦,无山水可玩,无书画可购,无收藏可借,予因欲作《江山卧游图》百卷布施行世,以救马上诸君之苦。

”他说的“马上诸君之苦”,就是为官士人对自然的眷恋与心理需求。

自宗炳始,“卧游山水”的精神促进了山水画的发展,而山水画的发展则促进了“卧游”精神的自觉。

“夫山水,乃画家十三科之首”。

山水画在中国绘画中的特殊地位由此论可见。

中国山水画具有特定的内涵,山水画不是画有山水的画,画有山水的画很早就可以在石窟壁画、寺庙壁画中发现,但山水画的真正发生,只是在晋、宋时期。

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创始人是南朝宋末时的画家宗炳和王微,他们的论述,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基础。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美术史家公认最早的山水画作品。

至唐代,山水画真正兴起,更形成青绿山水画和水墨山水画两大体系。

青绿山水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

他们的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缓,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

”由于李氏父子之画多取泥金、石青、石绿等色,故人称“金碧山水”或“着色山水”。

王维的水墨山水,不施颜彩,专以墨色浓淡变化渲染山川云霞,情调淡雅,意境幽远。

王维认为:“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

这是因为水墨山水最符合文人士大夫“雅”的品位和情趣。

其后,唐末荆浩把“气韵”二字引入山水画中,宋代黄休复则将“逸格”推为首位。

自此,中国山水画以水墨山水为主流,以“气韵”、“逸格”为理想和追求,成为最能表现士大夫意趣的文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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