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治建设的完善路径
中国特色生态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最活跃的有机成分。

从严实施生态法治，建设生态文明，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艰巨工程。

本文从“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生态法治体系来完善其路径，逐渐推进科学的生态法律，严格的生态执法，公正的生态司法，自觉的生态守法，以求对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意义。

标签：生态法治；法治建设；生态立法
客观推进依法治国成为我国法治构建的战略决策。

生态法治体系构建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核心环节之一，要求全方位领域在基本方向与主要要求的引导下不断探究，以求扫除我国环境法律障碍。

高度重视“绿色GDP”快速启动“美丽中国”引擎，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方式彰显生态法治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地位，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一、生态法律体系构建
生态立法不成体系化，突显碎片化状态，生态立法调解深度精细，这进一步加剧生态立法的碎片化程度和体系化难度。

环境要素的关系没能在碎片化法律制定上体现，和它呼应的行政综合管理机制和行政合作机制急需加强。

我国现行的生态立法体制目前存在缺憾体现在：环境行政部门利益冲突没有制衡，部门好处在生态立法中存在着肆意情境，导致环境行政部门多元合作、公共利益诉求的生态立法退化为环境行政部门垄断的、一元封闭的立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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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态法律体系的构建而言，首先，通过生态法律与宪法及其部门法互动，把传统部门法实质价值贯穿生态立法领域，缓和生态立法中的社会实效和法律规范的冲突，使生态法律形式与实质相融合，在制度上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推动生态法律体系的科学化。

其次，协调国家和地方立法的分工协作。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把环境立法下放到设区的市，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立法的紧密联系。

我国地方的法律制定将螺旋式上升，其立法内容以对上位法的细化填补国家立法漏洞为苗头。

地方法律制定把国家层面的不清晰内容进行明晰，对自上而下的国家立法模式进行核验，更符合生态法治建设的要求。

二、严格的生态执法体系构建
1996年以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按年均29%的增速；到2012年环境重大事件已增120%，有49%的主要污染物没能合理调控，约70%的环境法律法规未得到遵守。

这表明我国目前生态执法不到位，生态社会成效并未突显。

严格推进生态执法体系，最重要的是，深化政府目标责任。

完善生态目标与
考核制度，遏制唯GDP的行动行政冲动，实现自上而下的行政生态行政效率优势。

《环境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制。

《生态文明体质改革总体方向》提出，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文明目标体系，制订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发展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珠海经济特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等地方立法中也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已开展探索与尝试。

其次，创设多元化的执法手段。

引入柔性的执法手段，建立预防与惩戒、刚柔相济的行政执法手段。

采用对相对人述说、征求意见的办法执法，尊重相对人，通盘考虑相对人的全面情况，激发相对人的守法自觉性，进而跃升执法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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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

当前，出现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未公开，如地下水、地表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等。

[3]（P111）各种听证制度流于形式，没能把公众意见纳入环境公共行政决策。

这需强化三点：其一，行政信息公开的内容应服务于公众决策，公开信息能成为公众表达观点、科学参与行政决策提供支持、降低公众獲取信息的成本。

其二，开拓公众表达的途径，在环境行政决策形成前给公民发表评论余地。

其三，建立法律机制保障公众参与的意见融入行政决策，做到真实、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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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正生态司法体系构建
生态法治建设始终以立法为核心，行政主导为关键，生态司法一字不提占主流是我国生态法治主要特点。

[5]经司法体制改革后，中国生态司法由实然向实效转变。

我国生态司法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环境纠纷尚未切实解决。

我国目前没有针对专门化的审判机构、审理程序规定的法律，还没形成一套系统的、切合环境保护专门的诉讼程序。

[6]另外，行政公益诉讼缺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少数案例，没能形成正式的司法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司法权不断转化其立场和范围，表现在加强司法权和借用行政资源。

[7]再者，复杂的环境问题需高度素养的法官，但目前环境法专业的法官数量令人堪忧。

在生态司法体系的构建方向，首先统一设置环境法庭，为统筹管理全省领域范围的环境资源案件，可在省级人民法院设对应环境资源审判庭；把环境资源审判庭设在环境纠纷较多、社会矛盾较为严峻的地市级人民法院；专门的环境法庭对应设在跨河域、自然生态保护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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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构建环境司法程序规制模式。

环境司法困境和障碍的解决，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司法程序规制模式。

在诉讼时效上，环境侵害案件适用的一般两年的诉讼时效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适用三年讼时效不能满足环境案件的特殊要求。

环境诉讼如果一味按照当前法律程序规则执行，难以使司法对环境权益的有效保障。

由于环境案件的专业性及特殊性，这使其审理在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诉讼时效、执行程序等方面与一般的诉讼案件大相径庭。

环境司法纠纷案件
中当事人往往出现被告方通常是经济雄厚的集团，诉讼方一般为弱势民众这样不对等主体地位，这导致可诉的环境纠纷未能进入环境司法程序。

在环境司法时间上，基层法院环境司法观念固步自封，诉讼环节依据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对案件事实认识不清，肆意裁判，导致环境司法案件未能公正解决。

构建有效的环境司法程序模式，促进环境司法有序推进。

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环境司法程序规则模式，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批准的《土地环境法院法案》制定的该州环境法院设立的法律依据和明确了审理环境案件的程序；美国佛蒙特州最高法院环境法院于2004年设定了《佛蒙特州环境法院程序规则》此外，可引入庭前审查程序。

在诉讼过程中，公民的合法权益容易被监察机关侵犯，为确保公权力机关追诉的合法性，引入庭前审查程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环境侵权案件中，一旦扩大公民环境司法起诉资格，往往导致滥诉和恶意诉讼的产生，引入庭前审查程序，在预先审查纠正公民提出的问题的同时，有效地抵制了公民滥诉和恶意诉讼。

再者，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机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原告资格进行拓展，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环保公益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在单行法中以特别列举的方式明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如怠于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违反规划环评的规定、不依法公开环境行政信息等。

最后，提高生态司法队伍专业化程度。

提升生态司法专业人员运用生态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强化对现有环境法官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培训。

引进“五院四系”法学高校的环境法学强势科目的人才和双一流高校的环境法科背景出身的人才到公检法系统，提高生态环境司法队伍创建。

四、自觉的生态守法体系的构建
2015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訂虽征求了公众意见，我国公民意识有所提高，但守法压力空前巨大。

私营企业守法意识有待提升，企业信息不全公示，超标排放随处可见，公众参与生态法治建设程度低下等这些现象屡见不鲜，成为环境资源治理的一道障碍，建构公民自觉的生态守法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心声。

首先，完善宣传法制机制，国民教育融入环境保护法的相关内容，通过媒体和网络多渠道传播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让群众履行生态保护义务，提高公众生态保护使命感。

其次，把“环境权”纳入部门法，让群众在具体的生态实践中体会到法律定纷止争之详情，让公民高度认可法律、信赖法律，进而内化为公民的行为准则。

再者，强化从行为强制到行为引导的守法激励转向。

提高违法成本、对违法行为严惩，构建联动协调信息系统，利用法律的预期功能向社会各子系统提供规范性信息。

参考文献
[1] 杜群、杜寅.《水保护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协调—以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为切入点》[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22-129.
[2] 蓝燕、彭宁、解然、陈刚.《美国环境执法的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2016（19）：73-76.
[3] 王灿.《新实施情况评估报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4] 钭晓东、杜寅.《中国特色生态法治体系建设论纲》[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6）：21-38.
[5] 杨朝霞.《环境司法主流化的两大法宝：环境司法专门化和环境资源权利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1）：81-96.
[6] 陈海嵩.《环境司法“三审合一”的检视与完善》[J].《中州学刊》，2016（4）：55-60.
[7] 王明远.《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J].《中国法学》，2016（1）：49-68.
[8] 秀容、钭晓东.《论环境司法的“三审合一”模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4）：103-117.
作者简介：佟义旭（1993-），男，1993年3月，广西防城人，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律硕士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