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
民族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读书报告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讨论在历史学研究包括社会学研究中一直经久不衰，在21世纪这个全球化时代民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吞没的情况下就更显得意义非凡。

而作为全球化时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代表作，安东尼史密斯先生的这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不可不读。

一直以来，民族主义是学界聚讼纷纭的话题。

从艾利•凯杜里、霍布斯鲍姆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褒贬不一。

同情民族主义的学者汤姆•奈伦在《不列颠的崩解》一书中如此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

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暧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这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无药可医的”。

厄恩斯特•盖尔纳在《思想与改变》中则如是说：“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

有人说，民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实体。

也有人讲，民族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

这两种说法巧妙地避开了为民族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因为人们发现，民族是一个如此难以把握的对象。

尽管语言、人种、领土、宗教或者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定义民族，
但都无法将民族完好无缺地盛入概念的器皿。

它在定义上惊人的不确定性，使人甚至怀疑它本身空无一物。

当然，这一猜测不能推出民族虚无主义的结论，空洞无物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

毕竟，归属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是人类的自然要求。

这样的群体，无非就是家庭、部落、等级、宗教、政党、国家以及民族。

不过，一般来说，学者们大多同意，民族（nation）是一个近现代产物，在古代并不存在。

在西方，“nation”源于拉丁文，在演变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前，指的是种类、种族、人群。

其意思与现在所谓的民族相去甚远。

汉语中原没有“民族”一词，它是明治维新之后由日文转译而来。

在宋朝，没有人会用“民族英雄”来称呼岳飞和文天祥。

他们抗击金军，抵御蒙元，并不基于民族情感，而是为了大宋王朝。

他们是忠臣烈士，大宋的“帝国英雄”，却不是民族英雄。

事实上，要到十九世纪，人们的民族意识才逐渐强烈起来。

1919年，《凡尔赛公约》第一次将民族权利列入其中。

直到那时，民族自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才得到普遍认可。

这时候，人们注意到，民族的产生与人们的受挫感密切相关。

正是专制统治和殖民压迫让受到伤害的人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意识，并且一开始，民族与民族主义就殊难分开。

于是，以民族主义定义民族就成为学者们的便捷方式。

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是这样说的：“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相反”，而民族主义“基本上
是一个政治原则，这一原则确定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应该一致”。

根据史密斯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分期来看，民族主义的含义经过了四个阶段：1815-1871年的同化阶段——1871-1900年的分裂阶段—1900-1945年的激进阶段—1945年以后的当代阶段。

在很多人看来，一种狭隘的、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政治危险源。

产生于18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民族主义为何会在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浪潮中再度爆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书作者基于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对于此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而各国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

尽管欧盟的成立体现了试图超越传统民族主义的努力，但也被某些学者称作是一种新型的“集体民族主义”；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的响应，以及对本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之中重新定位的要求。

民族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当今世界遍布各地的民族冲突之中，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

然而，在最后一章《为民族辩护》中，本书作者一一反驳了否定民族主义的几种观点，并指出：尽管民族主义会广泛地带来恐怖和毁灭，但民族和民族主义也为现代世界秩序提供
了唯一现实的社会文化框架（迄今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

鉴于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和民族主义无处不在的力量，人们只有把握它们的族裔—历史的基础，把握现代趋势被持久的族裔纽带重新塑造并获得新生的方式，才能对此作出解释。

作者在本书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概念可能是人类社会仅存的现实和普遍的理想，而建立一种超民族的、统一的全球文化仅仅是一个模糊而苍白的乌托邦式梦想而已。

诚然，作者是颇有洞见的---如安德森指出的：所有欧洲的民族主义都是在传统的、复数的和彼此互动的王朝制国家的背景中兴起的；“欧洲的”民族意识因此从诞生之际就是以国际社会的意识为其基底的。

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是，主权国之间的争端是这个国际社会的独立成员之间的冲突。

正因如此，从格劳秀斯以来，战争逐渐在国际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而系统性的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一再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的现象，《中国可以说不》、《中国站起来》等宣扬民族主义的书籍均曾引发热议，民族主义在中国学界也渐渐得到重视。

一些学者对此现象深表警惕，称其为“民族主义的狂飙”，有人甚至指出当前的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与民粹主义合流，最终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后果不堪设想。

概括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其它也有一些极端现象，诸如鼓吹军事扩张、制造意识形态恐怖），背后仍然潜藏着古老帝国的自大心态，即鲁迅当
年指出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我们自然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的两重性，区分狭隘民族主义和健康的民族主义（理性/非理性、温和/极端、务实/激进）。

反观狭隘民族主义的病灶，其中既有旧仇又有新恨的病根。

所谓旧仇，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所遭受到的种种失败；所谓新恨，是指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看狭隘民族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在价值层面主动选择了非理性、极端和激进，不如说他们在事实层面被灌输了一种修改和编织而成的“狭隘民族主义叙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狭隘民族主义者也是受害者，而且是不自觉的受害者。

温习这句名言还是有必要的：“‘民族’是一个不可能享有专利权的发明。

它变得能够被广泛而多样的，有时候未曾预期的人所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