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论文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并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曾经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应如何避免等。
[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论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
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
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
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
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
”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
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
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
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
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
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
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
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
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
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
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
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
这两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
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
危机的表现。
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
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
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
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
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四人帮”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
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
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
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
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
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
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
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
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
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
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
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
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
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
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 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
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
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
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
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
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 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
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
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