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的发展历史第一阶段：17世纪中叶之前，为早期人口思想形成阶段。

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

在中世纪，基督教认为只有上帝有权支配人的生死，反对避孕、堕胎和离婚。

13世纪后由于大瘟疫使欧洲人口锐减，基督教开始鼓励人口增长，如托马斯. 阿奎那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应当限制人口增长的观点。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为人口学（狭义人口学）的产生阶段。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基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是在17世纪为格兰特所创立。

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

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

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等。

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

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

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第三个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为广义人口学的产生阶段。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

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

第四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为人口学概念形成阶段。

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

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

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存在，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门著作。

但事实是，连欧美日和联合国有关学者著的人口理论史中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重要学派予以介绍和论述。

人口理论中的社会学派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和迪蒙。

迪尔凯姆将人口研究作为社会形态学的一部分。

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分布变化及密度增加的结果。

迪蒙提出“社会毛细管原理”，认为人们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会等级上晋升，正如由于毛细管的作用，水在细管中才能上升一样。

在人口理论发展过程中，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

有人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看作是生物学的理论,因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纯生物学性质为前提,离开了决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经济制度。

作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斯宾塞。

他把生物进化论引入人口增长原理中，认为人既有保持个体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两者成反比。

个体保持力程度愈强，繁殖力则愈低。

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生育率低的原因。

生物学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谓周期原理，认为人口像个人生命历程一样，有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条抛物线，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缘进入原有群体，这时新的人口周期又将开始。

第五个阶段：从20世纪上半叶到现在，为人口学成熟期。

早期人口思想各个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都从不同方面关心当时的社会所拥有的人口数目及存在的人口问题，提出过不同的人口思想，进行过人口调查。

中国古代：管子、孔子、墨子、商鞅、韩非子等人战国时期，人口因战争、饥荒而减少，当时的思想家大多主张增加人口。

孔子：“孝”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先享受子孙的祭享香烟。

墨子：鼓励早婚、反对纳妾、反对战争。

“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

商鞅：主张人口与土地应保持平衡；韩非：“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提出限制人口甚至允许溺婴。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出发研究人口“适度”问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城市的理想人口规模为5040人。

保持这一理想规模的办法：人口过多则鼓励移民外流或杀婴，人口过少则鼓励生育，为优生则可以使优秀男女配对繁育。

亚里士多德提出：中等数量和高质量的人口，适中的国土面积，构成一个理想的城邦。

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财富的增长慢于人口的增长，考虑到维持财产平等的前提下，借助法律手段来限制人口增长，把人口问题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

这是后来马尔萨斯《人口论》观点的起源。

在古代不仅出现了朴素的人口思想，而且随着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原始人口统计也随之产生：主要目的：收贡赋、派徭役、征兵丁等殷商时期已有人口数统计；周代户籍制度已经建立；汉代，清查人口数目已有了较为定型的形式；古巴比伦和埃及国王在公元前也都进行过全国的人口和财富的调查；总之：由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限制，既未形成系统的人口理论，也未形成科学的人口统计。

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人口理论16-18世纪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家：视人口为国力和财富的源泉。

主要观点：认为人口多，工资低，竞争力就强，财富就会增长，国力也会强大。

主张通过增加人口来达到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富强；代表人物：意大利乔.鲍太罗法国柯尔佩尔等；重农主义理论认为：人口不是财富的源泉，而是财富增加的结果。

主要观点：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会引起生活资料的不足，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强调扩大农业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进而增加人口；代表人物：魁奈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把经济学和人口学统一起来：a.人口增长与专业分工之间相互促进式发展；b.乐观的人口思想；c.发展并非是无止境的。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的最大流派。

它的著作《人口原理》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理论最早的代表作。

由于他的理论具有系统、完整的特点，形成人口理论体系，因此又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其影响颇为深远。

（1）两条永恒法则：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2）两个级数理论：在两条永恒法则的基础上，马尔萨斯推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有限。

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3）减少人口的两种途径：积极抑制：指严酷的劳动生活条件、极度的贫困、儿童恶劣的抚养条件、普通疾病、传染病、战争、瘟疫、饥饿等因素通过缩短人的寿命，提高死亡率来抑制人口的增长。

预防性抑制：分为两种，一是通过人们道德上的禁欲，“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

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地唯一方法，”此即为道德抑制，人类理性地抑制人口增长；二是“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遍破坏，反常的恋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产生的后果所采用的一些不适当的方法”，即所谓的罪恶性抑制。

（4）人口波动规律的理论：马尔萨斯陷阱三个著名的人口命题：（反映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在动态上呈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变化）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不证自明的公理）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从经验角度看，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所有国家的人口发展已证实）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有失偏颇）当人口增长到接近食物供给的极限时，所有的预防性和积极性抑制自然会以更大的力量发挥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所能维持的水平以下；然后食物再度丰富起来，于是又产生了更多的人口，经过一定时期，更多的人口又因同样的原因受到抑制，这种循环往复的人口发展与倒退运动被称为“人口波动理论”，是《人口原理》的核心。

近代社会学派、生物学派和数理学派人口理论社会学派人口理论所谓社会学派的人口理论，一般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口现象、探讨各种社会因素和人口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人口理论。

历史上的社会学派，主要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人口；它的基本特点是抽象掉社会制度，忽视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或者把人口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或者把人口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研究。

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特别是日益尖锐的人口问题，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用经济学观点难以解释，而主张用社会学观点来加以说明。

英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H．斯宾塞(1820-1903年)就是当时这类学者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社会学派和生物学派的奠基人。

他的主要著作是1852年发表的《人口理论》、1867-1868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以及其后出版的《社会学原理》。

斯宾塞用社会学观点建立的人口理论是所谓社会人口有机论。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和动物机体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服从于生物规律那样的自然规律，社会人口也具有机能上的自然分工。

他把人口阶级结构看成一种以社会机能的自然分工为基础的自然现象，并从社会有机体中划分出三种器官：营养系统器官，分配系统器官和管理系统器官。

类似管理系统器官那一类人口是社会的大脑，从自然分工来说具有支配的机能；其他各类人口则分别按照自己天生的机能从事体力劳动和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