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民商法的功能与作用
摘要:民商法是权利法,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一部重要法律。
它的出现使市场参加者的主体资格得到了有力保障,同时对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法制建设发展。
本文就此针对其功能与作用进行分析,旨在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民商法。
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 (2012)07-0000-01
一、民法通过对人格的保护率先确立了市场参加者的主体资格
格是民法。
罗马法——一部曾被恩格斯誉为体现了私有制商品经济关系的最完备的法律,在其体系构建中,率先将其分为人法、诉讼法、物法,并认为,对于所有适用的法律,首先必须将人法的意义进行加以审视,明确哪些人具备权利主体资格。
基于此,罗马人不只是将人法置于首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在人的主体资格的取得方面进行了规定。
根据罗马法相关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要具备所谓的“人格”,就可以成为权利主体并有资格从事合法的各种民事活动。
但是根据罗马法另一规定,人如果要成为真正的权利义务主体,家族权、市民权、自由权缺一不可。
而通常情况下,这三种权利只有家长同时具有,他们才具有完全的人格,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对一
般自然人而言是不可能同时具有的,因而其难以获得法律上的人格,难以作为权利主体。
由此看来,罗马法其实在人格的保护方面是很不完善健全的,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开创了历史的先河,率先从法律上对人格权进行了明确规定,而且罗马法这种人法首要地位的有关思想获得了《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和其他国家的民法典的传承。
在这些民法典中,规定了所有的人都应是平等的人。
总之尽管当时的民法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公平且受尊重的人格,但实质上并非使他们获得了合理、充分的保护。
为此,现代民法在基于民法典对抽象人格予以规定的基础上,从抽象人格中细分出了若干具体人格,以实现更好地让人受到保护,譬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劳动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的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事人在具体的契约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得到更好地解决。
可以说现代民法是尽其所能,全面、充分保护了法律人的人格。
基础
、婚姻权、诉讼权、遗嘱能力”等私权,而在保护他自然人权利方面,法律则未做具体的规定,甚至对奴隶权利的保护没有纳入其中,只是将他们当作权利的客体。
由此可以发现,虽然当时的罗马法推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保护民众权利上还不够完备。
随着社会的进步
以及工商业的发展,18世纪末期《人权宣言》的诞生,标志着人权平等正式以一种国家宣言的方式被得到了重视。
其中提出了“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的思想,正是这一思想,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财富的增加,随之也出现了权利的严重膨胀。
在这个时期,可以说财产的所有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随意处置其财产,并可不所顾忌社会秩序而对投资方向任意决定。
这种绝对化的权利,在20世纪垄断时期,人们深刻意识到了它对社会存在危害性,并且也清醒认识到,如果不对权利加以限制,每个人都可能受到滥用权利的潜在伤害。
基于此,当时的民法对权利本位思想进行了修正,确立了社会本位的思想并对此提出了相关基本原则,如:不得滥用权利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并旨在对交易安全予以维护以及经济上的弱者予以保护。
同时,民法对所有权绝对原则也进行了修正,公民权利的行使以及意思的实现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不被损害、社会善良风俗不被违背为前提,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规定,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因此,对于20世纪的民法而言,可谓是人类有史以较为完备的一部的法律,它不仅有力的保护了私权,而且有力的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
生活,另一个则是市民社会生活。
对政治国家生活进行规范规定的法律被称谓公法,它是以宪法为基础,保护公共利益关系的一部法
律;对市民社会生活进行规范规定的法律被称谓私法,它是以民法为基础,是保护私人利益关系的一部法律。
在过去时代,因其商品经济较为落后,法律制度又不完备,存在“重刑轻民”,多数的民法规定也只是体现在刑法和行政法中,因此,民法应有的地位没有得到重视,因而私法主体的自由和权利难以获得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政府却又一直秉承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对国家公共权利为中心过分强调,将各种私的社会关系纳入到国家直接调控体系而最终以权力服从关系表现出来。
并且,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主体生产的目的是完成计划,计划的制定者是政府,政府是基本的、直接的资源配置者,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一种命令或权力的支配下运行。
主体的经济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其结果是导致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政府行为难以规范化,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发展阶段,鉴于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对民法的私法属性加以肯定,对私法自治加以明确,让市场主体具有追逐利益的自由,因此我国民法有必要在继承权利法的品格基础上,把权利当作基点来建立自己的制度体系,明确任何人都有其自身利益,并让这种利益实现权利化,突出权利对权力的基础地位,把权利从权力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个人利益被国家利益或整体利益吸收的格局,打破权力服从、权力本位的历史传统,实现权利与权力的理性平衡。
抑制政府权力在私益领域内的作用,实现
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相对分离,从而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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