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曹禺的戏剧研究述评卢兆旭（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５４１００１）［摘要］曹禺的戏剧作品主要集中在建国前，最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此有必要理顺研究线索，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从《雷雨》到《家》，研究者的观点各不相同，毁誉不一。
做一下研究梳理工作，有利于理清曹禺戏剧的创作历程，为后来者创造基础。
［关键词］曹禺建国前戏剧研究【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８．１４】文史艺苑曹禺作为中国现代最为杰出的戏剧大家，自他的第一部戏剧《雷雨》问世以降，研究者是络绎不绝，成就斐然。
而且曹禺的戏剧自始至终就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把他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他的剧作在世界许多国家演出。
但是，也应该看到曹禺的戏剧从诞生起就引起不少争论，褒贬不一，这也是伟大作家的共同命运。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大家，现代戏剧在曹禺的手中走向成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奇迹。
他创作的戏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等，感动和净化了人们的心灵，世人从他的艺术世界中获得丰富的人生养料。
文学史家也有大致的认识：第一，从《雷雨》开始，中国现代话剧成为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
第二，他成功的借鉴西方的戏剧形式，并很好地结合中国古典戏剧的精华，将二者糅合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模式，达到了可与世界戏剧大家比肩的水平。
曹禺在一九九三年夏秋之间创作了四幕剧《雷雨》，一九九四年七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１卷第３期上，１９３５年５月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日本东京首次演出。
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研究《雷雨》，研究曹禺，论文数量惊人，很少有作家出现这种情况。
曹禺的处女作《雷雨》自从诞生以来，众说纷纭，观点颇多。
有三篇最早的评论文章值得注意。
第一篇文章是刘西渭的《＜雷雨＞———曹禺先生作》，刘西渭认为：“《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然是处女作，勿怪立即抓住一般人的注意。
”“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
”“她（繁漪）是一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若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这是一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谓，她是那被象征着的天时，而热情是他的雷雨。
所谓热情也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了坟窟的程度。
于是你更感到他的阴鸷，她的力量，她的痛苦；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
第二篇文章是郭沫若的《关于曹禺的＜雷雨＞》，在该篇文章中郭沫若称赞：“《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德的优秀的力作。
”“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
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
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位。
”而且郭沫若又从希腊悲剧的观点来考察曹禺的戏剧创作，认为“作者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但正因为这样，和它的形式之新鲜相对照，它的悲剧情调却不免有些古风。
”郭沫若的评价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之特殊，但是有其合理性，现在看来，从中可以获取另外的信息，那就是希腊的悲剧性命运。
第三篇文章是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作者认为《雷雨》最成功的是人物的塑造，剧作的失败在于把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混在一起，粗看似乎是对的，但是仔细一看，却恰恰相反，在现代的悲剧构成上，需要的正是混合，不，有机的统一，而这剧的失败，正是因为这不是统一而是混合，时时现出了裂痕和矛盾。
该文的作者最后探讨了世界观和命运观的关系问题，认为：“现代人也仍旧受着命运所支配，但这命运不是不可知，而是社会的。
”张庚从另一角度作了评价。
最初的这三篇文章具有代表性，即使论述未必精当，但是有启发性，从戏剧理论到舞台艺术，从人物塑造到思想蕴涵，进行了梳理，对《雷雨》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紧接者曹禺又创作了第二部戏剧《日出》，这时是１９３６年６月在《文学月刊》上连载，并于同年１１月出版单行本。
因为《雷雨》的在全国的上演和在国外的影响，还未等《日出》上演，各种报刊就出现了不少评论文章。
当时茅盾有一篇文章《渴望早早排演》，他说：将这样的社会题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见，《日出》是第一回。
巴金也撰文指出：“它和《阿Ｑ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
”李蕤在《从＜雷雨＞到＜日出＞》中指出：“如果我们嫌《雷雨》给我们展开的是封建家庭的废圮，那么我们该承认《日出》给我们指出的却是脓疮社会的大半面；在社会上，《雷雨》里把生活在两个极端的周朴园和鲁大海的世界用血缘密密相连的把他们绳缚成一树枝叶，而《日出》却是自自然然的以陈白露为中心牵出可能是附在她身边的人物。
”所以陈白露的世界更切近我们的生活，就像活在我们的周围，是那么的熟悉。
但是，在曹禺的话剧发表后不久，有位作者黄芝冈写了一篇《从＜雷雨＞到＜日出＞》，对二者大加鞭笞，作者説：“《雷雨》的结构是相当巧妙的，像一篇写得很花巧的文章使比较清楚的读者也给它的论据迷惑了，暂时承认它糊涂的结论；而且，屋子里的勾当像《群鬼》，不断地嚷着闷又像《文舅舅》，将西欧名剧搬来做门面，盖一栋中国的老房子，既好像对社会上的高等人来一点讽刺，又好像是充满着虚无主义的情调。
然而都不是的，主要的却是“正式结婚至上主义”和青年人都死完了留老年人撑持世界的可笑的收束！”该文作者的评论失之偏颇，他对曹禺的戏剧也作了中肯的评价，对其结构作了肯定。
周扬在《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中，对黄芝冈的论点作了批评，他说：“《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
用一脚踢开的态度对待这样的作品，无疑地是一个错误。
黄芝冈先生站在前进的立场，把这两个剧本説的一钱不值，这使我们不得不抗议。
５２……如果把文艺比作一面镜子，那么，人不能因为照出了丑恶的东西，便把过错推在镜子上。
要作家只写光明，不写黑暗，只写前进，不写落后，这种公式主义的批评现在早已过去。
”周扬指出：“如果説在《雷雨》中作者对于现实还抱着宿命论的观点，那么到写《日出》时，作者对于社会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清了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人剥削人的制度。
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平，对荒淫无耻的人在泄着愤懑，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而不再有对于隐私不可知的事物的憧憬和恐惧，那种悲天悯人的思想了。
他创作的视线一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
他试图把一个半殖民地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脓疮社会描绘在他的画布上。
所以《日出》无论是在作者的企图上，在题材的范围上，都是一个进步。
这进步决不是黄芝冈先生所説，只是比《雷雨》少了许多偶然的地方。
”周扬也对这两部戏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曹禺放弃《雷雨》的结构而用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的这条路表示怀疑，认为《日出》没有把搜集的材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是用“片段的方法，人生零碎去阐明一个观念，而这个方法决不是艺术的大路”。
在１９３７年，还有张庚的《读〈日出〉》，阐述了《日出》所构成的“对于都市社会的看法”，那就是由金八所代表的‘恶魔主义’，这种恶魔主义是一种极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像白露，像小东西，像黄省三，甚至像顾八奶奶、李石清潘月亭，都只是魔爪下的小鸡”。
而欧阳凡海的《论〈日出〉》则强调《日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进步，认为：到了写《日出》的时候，作者已经不再是从那种心情的冲动出发，而是有意识暴露黑暗，揭示光明了。
不足的地方是只看到了社会腐败的一面和太顾全舞台上的演出。
曹禺的第三部剧作《原野》在１９３７年８月发表。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爆发。
此时的评价文章有南卓的《评曹禺的〈原野〉》，文章认为：一个一贯的优点，就是技巧的卓越。
他的人物性格，对话，都从剧情一起一点一点向前推进，进行，开展，直至它的大团圆。
……总起来看，《原野》是太接近欧美的作品了。
另一篇文章是杨晦的《曹禺论》，他认为“《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有《雷雨》的神秘象征的气氛围里，已经摆脱出来，写出《日出》那样现实的社会剧了，却马上转回神秘的旧路。
《原野》实在比《雷雨》更富于神秘色彩，《雷雨》里，实际是现实的问题比神秘的象征的《雷雨》更占支配的地位；而《原野》里，却把那样的问题，复仇的故事，写的那么玄秘，那么抽象，那么鬼气森森，那么远离现实，那么缺乏人间味。
这简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以后人们对《原野》的批评，受杨晦的影响很大。
１９４１年曹禺又一剧作《北京人》问世，１１月刚出版，茅盾就发文评价说：“《北京人》的作者又回到从来一贯作风。
”“它的成功的人物描写，它的对于封建的旧制度和人物的暴露和讽刺……曾家一家人的无色彩的贫血的生活，就像一个槌子，将打击观众的心灵，是他们战栗，当然亦将促使他们梦醒，用更深刻的眼光看看他们周围的社会和人生”。
还有一些文章，如茜萍的《关于〈北京人〉》，靳以的《〈北京人〉》，胡风的《记曹禺的〈北京人〉》等等。
靳以认为：这是一本书，一出戏，可是那故事却存在我们广阔的人海里，那些人物却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
胡风则认为：就《北京人》说，虽然在严格的艺术要求上还不免有些浪费的地方和为了交代情节的拼凑的地方，但他决不是他的人物丧失了自己，决不使他的人物成为概念的留声机。
即令那完全是从概念造出来的人物罢，好像也能够把那概念变成某一程度的活的心理状态，用具体的语言和适当的动作使观众得到一个好像那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的假象。
”另有邵荃麟的《＜北京人＞与＜布雷曹夫＞》中把《北京人》与高尔基的《叶戈尔・布雷曹夫》进行了比较，指出：“这两个剧本，都可以说是对旧社会死亡的挽歌。
而这挽歌的另一面，也可以说作者对新社会的挽歌。
”两个剧本“在取材上，颇有相似之处。
彼此都是以一个家庭的纠纷关系为题材，写出家人亲戚之间的彼此互相矛盾、倾扎、互相计算攻诘，以及他的昏聩、自私、痛苦、憎恨、种种丧失人性的可怕行为，从而也反应出他们这些阶级腐烂和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同时，两个剧本都各自指出一条新的道路，让他们中间一些具有善良灵魂的人们，从死亡走向新生”。
当然，文章也指出“主题孤立化与人物性格单纯化。
”紧接着，杨晦的《曹禺论》探讨了曹禺戏剧的思想主题发展线索，以《雷雨》、《日出》、《原野》为例，认为：“这三部剧本的发展，是有着一贯的线索的，由一个镀金的绅商家庭您的悲剧———《雷雨》，扩展到在一种黑暗的恶势力支配下的社会悲剧———《日出》，再一转而到中国古老的农村里，农民的悲剧———《原野》，就是人物的发展，也很明显。
由《雷雨》里周繁漪的某一点扩大为《原野》的金子；《雷雨》的周冲，跟《日出》里的方达生的关系，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方达生到宝和下处寻访小东西下落的情形，也颇似周冲到四凤家里探访的一场。
周萍的跟焦大星，鲁大海的跟仇虎，都是一种发展。
”作者还指出曹禺思想的特点，那就是：是艺术家的思想，并不是思想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