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领养子女居港权案件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有香港人在内地领养子女声称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3）项，他们具有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
但是，香港政府入境处其后作出内地领养子女在港没有居留权的决定。
该等香港人在内地领养的子女处于1998年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透过司法覆核，向入境处处长作出上述关于内地领养子女在港没有居留权的决定提出异议。
这件事件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及关注。
有关的司法覆核案件（以下统称“谢晓怡案”）资料如下：（1）原讼法庭案件编号HCAL 13/98 法官：祈彦辉，申请人：谢晓怡（译音），与讼人：入境处处长。
（2）原诉法庭案件编号HCAL 14/98 法官：祈彦辉申请人：（1）谭雅彦（2）吕耀良（3）陈伟华（译音），与诉人：入境处处长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4条规定，香港特区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两类。
永久性居民在香港特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非永久性居民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取得香港特区居民身份证，但并不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
只有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方可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
基本法第24条（1）至（6）项规定了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条件如下：（1）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2）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3）第（1）、（2）两项所列居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4）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5）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4）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6）第（1）至（5）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
基本法第24条（3）项的解释在香港引起争议，包括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及领养子女的适用，及出生时父母必须是永久性居民的要求。
本案涉及到领养子女的居港权的问题。
谢晓怡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中国内地循正式合法途径领养的子女。
谢晓怡于1997年8月来到香港。
香港入境处于1997年11月拒绝谢晓怡有关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申请，入境处所持的理由是谢晓怡的领养关系是在中国内地达成，但根据《入境条例》的规定，父母与子女的领养关系必须根据内地达成，但根据《入境条例》的规定，父母与子女的领养关系必须根据香港法院根据香港《领养条例》作出的命令方为有效，故此就有关《领养条例》的申请而言，包括谢晓怡的关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申请，并非有效。
谭雅彦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于1987年在中国内地循正式合法途径领养的子女。
谭雅彦于1996年2月持双程证来到香港，并于逗留期满后，在香港逾期居留。
香港入境处于1997年8月认定谭雅彦并无合法居港权，作出遣返令。
陈伟华于1997年2月在中国内地出生，于1997年4月之前来到香港，陈伟华的领养手续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于于1997年4月在中国内地循正式合法途径完成。
香港入境处于1997年6月认定陈伟华并无合法居港权，作出遣返令，并于香港回归后再次确认有关遣返令。
上述人等于1998年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司法覆核，挑战入境处处长上述作出关于内地领养子女在港没有居留权的决定。
原讼法庭祈彦辉法官在1999年6月25日作出裁决，按照《基本法》第24条第（3）项，《入境条例》及《领养条例》，在内地的领养子女与在香港的领养子女具同等效力，因而领养与亲生子女享同等法律地位，故意判决港人在内地领养的子女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享有居留权。
裁定三位与讼人谭雅彦、吕耀良、陈伟华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一审法院的判决基于以下理由：（1）《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确认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人士的香港居留权。
此条款不应狭义地理解为只适用于由父母亲生的子女，原文[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原意是著重于[香港以外]，而重点并非以予[所生]一个狭义的解释。
（2）《基本法》第24条第（3）项应广义地诠释，应考虑其立法原意。
家庭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基本法》的原意应为维持社会稳定，[拆散家庭]不会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3）《领养条例》的目的是确认子女与其领养父母新的法律关系，所以无论子女是根据内地或香港法律获领养，其法律效果都是一样。
领养父母依法领养后，便知亲生父母一样，对领养子女有照顾，养育，教育的义务。
领养子女与领养父母间的关系，与亲生子女父母的法律关系义务，并无分别。
（4）《入境条例》附件1第1（2）（C）段只容许在香港按《领养条例》领养的子女，才可以根据《基本法》第24条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基本法》第24条并无限制领养子女的原意，故该项规定是违反《基本法》。
然而，事情并非就此告一段落。
香港政府不服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裁决，向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提出上诉。
本案实际上涉及到对基本法条文如何解释的问题。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本案之前的另一宗上诉案件，即终院民事上诉1998年第14号“吴嘉玲等”诉“入境处处长”案（下称“吴嘉玲案”），述明有关解释《基本法》的处理方法。
其中要点概述如下：《基本法》是为贯彻“一国两制”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其语言一般是涵义广泛和概括性。
解释《基本法》时，应采用考虑立法目的这种取向。
在解决有关不详尽及含糊不清之处的疑难时，法院必须《基本法》本身及其以外的其他资料确定其所宣示的原则及目的。
有关文本所使用的字句，法院必须避免采用只从字面上的意义，或从技术层面，或狭义的角度，或以生搬硬套的处理方法诠释文意。
法院必须考虑文本的背景。
《基本法》某项条款的文意可从《基本法》本身及包括《联合声明》在内的其他关外来资料中找到。
然而，法院在解释有关界定香港居民定义的条款，特别是关于永久性居民类别时，则只应参照任何可确定的目的及背景来考虑这些条款的字句。
背景包括《基本法》的其他条款。
适用于香港并根据《基本法》第39条继续有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有关条文，以及任何从该公约归纳出来的有关原则，尤其有助于解释这些条款的字句。
特区法院是不能质疑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所具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
如果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时，特区法院是不能质质疑的。
在二审中，代表谢晓怡等的资深大律师所持法律观点，其中包括如下：（1）采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吴嘉玲案有关解释《基本法》的处理方法。
（2）法院在本案有关解释《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处理方法应先从其周围的情况，包括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承诺，来考虑该条款的整体文本。
（3）认为上述公约的有关条款知用于本案。
（4）法院必须在考虑过以上所有因素后，才考虑这些条款的字句的意思。
（5）法院解释《基本法》第24条第（3项），不应单从表面的文字去理解，应要全面了解此条文的立法原意，以及考虑现实的环境因素。
只要全面顾及以上的两方面，才能据此演译这条文的根本意思。
从这样的思考方法，得出的结论便是《基本法》第24条第（3）项，只是为了突显父母亲的关系对其子女居留权的影响，故此条文应适用于领养子女。
（6）《领养条例》第13条的规定清楚地指出，领养令一经颁布后，有关子女的所有权利、责任和义务即从亲生父母转移到领养父母。
（7）《入境条例》附表1第1（2）（C）段的条款只承认法院根据香港《领养条例》所作出的领养令的领养关系是违反《基本法》。
（8）认同原审法官本案的判决为正确。
代表入境处处长的资深大律师所持法律观点，其中包括如下：（1）采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吴嘉玲有关解释《基本法》的处理方法。
（2）法院在本案有关解释《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处理方法应先考虑有关本所使用的字句，是因为有不详尽及含糊不表之处而导致这些其意思不清楚。
（3）只有在条文有不明确时，才应考虑立法原意与现实环境因素。
（4）无论如何，法院理解《基本法》条文不应舍本逐未，本来的条文已经清晰的话，便不应加入其他因素，只按条文文字表述的理解便可。
举例，在《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问题上，文字本身已表述得非常清晰，法院不能无视《基本法》该条款“居民……所生”的字句，该字句的字面意思是清楚的。
（5）认同“吕尚君等”诉“入境处处长”案[1998]1HKLRD 265（下称“吕沿君案”）有关解释《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处理方法，以出生为主旨。
（6）原审法官便是忽视了《基本法》清晰的原本文字，而导致本案不当的判决。
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分别对与案以下的有关因素和论点加以考虑及作出批评：（一）《基本法》的文字表述上诉法庭法官梅贤玉认同入境处代表律师的看法，认为《基本法》第24条的字句并无含糊不清之处，意思清楚，而原审法院却忽视了和24条第3项的字句清楚订明永久性居民必须是由第24条第1或2项所新生。
法官梅贤玉认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陈兆恺在吕尚君案述明有关解释《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处理方法。
陈兆恺法官认为不应把该条款分开成为不同部分来作出解释，第24条第3项是有关第24条第1或2项的子女，该条款的著重点是这些人士的“所生”子女而非这些人士“香港以外”的子女，而“所生”是指这些人士而言，而《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意思是颇为清楚的。
故此，领养子女未能达到《基本法》有关永久性居民的要求。
法官梅贤玉认为本上诉案关键在于《基本法》是很清楚地没有赋予领养子女居港权。
上诉法庭法官梁绍中一方面承认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吴嘉玲案有关文本所使用的字句，法院必须避免采用只从字面上的意义，或从技术层面，或狭义的角度，或以生搬硬套的处理方法诠释文意。
法院必须考虑文本的背景，而同时亦指出解释《基本法》不应忽视条款的文意。
他认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陈兆恺在吕尚君案述明有关解释《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处理方法，亦指出《基本法》第24条第（3）项写法是[香港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子女]有居留权，当中[所生]一词清晰地指新生血缘关系，并无他意，他并且引用“陈锦雅”诉“入境处处长”案[1999]2HKCFAR82的判例，亦指出《基本法》第24条第（3）项的重点是出生，而非任藉领养或继亲达至的父母的亲关系。
代表谢晓怡等的资深大律师认为《基本法》第24条第（3）项应解释为[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的父母亲是第24条第（1）或（2）项所列居民]，因此应包括领养达成的父母亲关系。
此说罗杰志法官并不认同，因为这试图解释加插入《基本法》的字句，即“父母亲”一词，而非解释《基本法》原来的字句。
罗杰志法官认为第24条第（3）项的文字清晰，他不认为有其他理由，可以不按原文的文字去理解。
所以《基本法》第24条第（3）项，并不适用于领养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