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楚辞与汉赋的产生和发展综述第一节楚辞的产生和发展一、楚辞的产生及其原因“楚辞”之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史记·酷吏列阵》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
读《春秋》。
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
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武帝时“楚辞”已成为一种可与《春秋》相提并论的学问了。
到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有关“楚辞体”的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九叹》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
其中最重要的是屈原的作品。
至此，“楚辞”便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字了。
后来，东汉的王逸又为《楚辞》作注，并增入自己所写的《九思》一篇，遂成为今天所流传的《楚辞章句》的本子。
宋人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若‘些’、‘只’、‘羌’、‘淬’、‘蹇’、‘纷’、‘宅’、‘亻祭’者，楚语也；顿扑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礼、修门、下药者，楚地也；兰、茞、荃、药、蕙、若、草、衡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这一解释，使我们对楚辞作为文体名称由来和特色更加明确。
简言之，因为源于楚国，所以称为“楚辞”，它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那么，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和文化现象，它是如何产生的呢？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其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推究：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
……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
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己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
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茞；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
（）……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
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己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
（）鲁迅对楚辞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多元阐释：楚辞是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汇融的产物，深受战国时代文化精神的哺育及战国文学的滋养。
它鲜明地携带着南楚文化自由的基因，同时糅合了中原儒家文化的营养，展现出一种“惊采绝艳”的特质。
具体说来，楚辞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渊源之一，是春秋时代楚国的民歌、诗歌及楚地传统的巫歌乐舞。
楚辞首先是吸收了民间语言和民歌形式的一种诗歌体裁。
楚国春秋时代的诗歌，是出于楚国人的书面语和口语，在形式和音符上，都对楚辞有直接影响。
《诗经》虽无“楚风”，但“二南”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境内。
楚国民歌来源古远，收入在《诗经》中的“二南”，都是土风歌谣，虽然不称楚风，实际就是楚地民歌。
诗中有楚地楚物之名，有的篇章还是用了楚辞中常用的“兮”、“思”等楚语虚词。
此外，汉刘向撰的《说苑》中载有最古的两首楚诗：《子文歌》和《楚人歌》。
《子文歌》是说楚国的令尹子文家族的一个族人犯了法，官厅来抓捕惩办，询知是子文的族人，便释放了他。
子文知道了，就把这个族人送到官厅来，并且说说：如果你不惩办我这个犯罪的族人，我就自杀。
于是官厅就把这个族人处以极刑。
国人知道了这桩事，都感动地说道：有子文这样公正的令尹，我们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便把这段故事编成歌曲传唱开来。
歌词是：子文之族，犯国法程。
延理释之，子文不听。
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说苑·奉使篇》中还有一首翻译的《越人歌》。
据说，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尹子皙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
在盛会上，驾舟的人是越人，越人歌手对鄂君摇揖而歌：“滥兮扑草滥予昌弦泽予昌州州湛州昌乎秦皆胥缦予乎昭澶秦渝渗堤随何湖。
”鄂君子皙听不懂唱些什么，于是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今夕何夕兮，奉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垢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土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后于《徐人歌》约五十年，又出现了两首诗歌：一首是《接舆歌》(《论语·微子》)，是孔子乘车往楚国，楚王在路上迎其车而歌。
歌词是：凤兮，凤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拣，来者犹可追、巳而，巳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另一首诗《孺子歌》(《孟子·离娄》)。
也是孔子在楚国听见小孩子唱的歌。
歌词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我足。
另外，在《左传·哀公十三年》同文中，又载有一首讽刺吴土夫差不能与士卒共饥渴，使申叔仪乞粮于鲁而作的《庚癸歌》。
歌词是：佩玉？兮，余无所系之。
美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晚之。
以上所举的几首诗歌，形式和音竹，都和楚辞很相近。
因此可以断定：这此诗歌都是楚辞的先河。
其中所举的《越人歌》、《接舆歌》、《孺子歌》这此民歌，句式有二言、四言、五言、六言石七言等，错杂参差，灵话多变；并多用“兮”字来加强音韵节奏，更与楚辞类似。
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沧浪》、《凤兮》一歌，已开楚辞体格。
特别是《越人歌》这一首民歌，更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在体裁上已与“楚辞”相似，很有特色。
诗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与《九歌·湘夫人》中的“沅有茞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从句式、语调上都能明显地看出两者的承传关系。
(二)楚国特有的民间习俗，传统的祭歌、巫舞，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楚国地处江汉平原，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重庆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虽然楚国的建国和开发不及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南方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楚国经济、文化发展很快。
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为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因此，这样一个南方大国，虽然它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原地区有所交往，但在文化上很大程度地一自保持有自己的传统，在诗歌、乐舞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楚国的风俗喜好以巫乐来祭祀鬼神，祭祀时则载歌载舞以娱神，所以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声。
这种祭神歌曲，蕴藏着许多优美生动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同时在一些寓于想象的悦耳动听的祭歌中，又塑造了许多荷彩衣、戴高冠而起舞的人物形象。
屈原在《九歌》里，就集中描绘了这些生动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优美动人的人物形象。
因此可以说，楚国的民俗和巫风是哺育楚辞的养料。
渊源之二，是《诗经》的影响。
春秋时代，《诗经》由中原传到南方。
北方学者常到楚地游学，传播了中原文化；楚国人也爱读《诗经》，并能热读运用。
每当谈话时，就和中原国家的人一样，随时引用《诗经》。
如《左传·文公十年》里，子舟引诗“刚亦不吐，柔亦不菇”(《大雅·蒸民》)，“毋纵诡随，以谨周极”(《大雅·民劳》)；《左传·宣公十二年》里，孙叔引诗“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小雅·六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楚薳罷如晋莅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口》”；《左传·昭公七年》：芋尹无宁引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戍引诗“无念尔祖，聿修阙德”(《大雅·文土》)。
以上引诗的人，皆是楚国人，可见当时楚人学习《诗经》之勤，也可见《诗经》对楚人影响之深。
因此，我们用文化继承发展的观点可以推测，楚辞在形式上决不会是空穴来风，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诗经》的影响。
屈原在辞作中大量采用了比兴手法。
所谓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吟咏之词，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是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诞生的《诗经》中就已大量应使过的。
而屈原不仅学习、借鉴，更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诗经》中使用过的比兴材料，如草木、昆虫、鸟兽、风雨、雷电等都赋予了鲜话的生命，使他们具有与人相同的感情、信念、意志，不仅用以寄托打发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内容，给人以形象的教育和感染、渊源之三，是先秦诸子的散文。
著名学者林庚先生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说得很明确：当时《诗经》已经结束了约一百年，诗歌似乎暂时停顿了发展。
自到屈原之前，诗坛是静悄悄的冷落荒凉。
若再与当时锣鼓喧天、如火如荼的散文对照起来，诗歌简自无人过问。
这一百年间人们把心思全绞尽在解决现实的问题上、这是一个理智思维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感情歌唱的时代。
然而当一切思想都诱导向同一的感情的时候，当一切苦闷的忍耐与煎熬都要求着呼喊出来的时候，人们是必须歌唱的。
诗歌是中华民族最光荣的传统，没有一个民族在那样占老的时候就有了像中国《诗经》那样值得成为经典的歌唱。
这民族素来就以诗歌骄傲着自己。
可是《诗经》的时代无疑已经结束，现在而对着的是新兴的都市生话，都市的语言，与朝夕变幻的政治行情。
《诗经》所代表的来自农村的从容朴索的作风，以必须有一种偏激纷繁>紧张尖锐的表现所代替。
这正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形态.就也必然成为散文时代的诗歌的形态、楚地的民歌对楚辞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诗经》无“楚风”，但“二南”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境内，可以算是楚地的民歌。
其它散篇单什，杂见古籍中的，尚有一些。
楚辞的主要形式，如隔句末尾用“兮”字的特点已经开始具备了。
我们完全可以说，楚辞就是在这些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所谓，“北风”，即是中原音乐；所谓“南风”，即楚地的音乐，亦即钟仪在晋鼓琴时操的“南音”。
楚国巫风的盛行，更是楚辞形成的极好的民俗条件。
荆楚民俗，最信巫鬼。
祭祀必有祈祷，祈祷必用祝辞和歌舞。
歌必有辞，歌和舞也都须有曲，这样，巫歌、音乐使随之发展起来，而楚辞也就产生了。
《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问祭神歌曲。
至于《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等，也都是楚辞受巫风影响的明显的例证。
楚辞的创始人及代表作家是屈原。
屈原与楚同姓，为高阳氏的后代子孙，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熊瑕于屈，子孙I}T以属为姓。
而屈氏不但是楚王族的分支，其子孙还历任楚王朝的要职。
传到屈原，仍为左徒和三阎大夫。
屈原的这种与楚同宗的家世，使他fJ-机会接受教育，并阅读了大F}.的南楚典籍，从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素养。
这样，便为他的楚辞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屈原在政治上的特殊经厉，即山“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遭谗见疏，并被长期流放，又使池对南楚让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激发了他丰富的感情，即所谓“发愤以抒情”，从而为楚辞的创作也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