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文明的特征大河下的东方第4课大河文明第4课大河文明一、教学目标古代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古代居民很早便在这些地区生产劳动，生息繁衍，所以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这些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些亚非文明古国，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并表现出自己的文明特征。

东方村社是大河流域基层的社会组织，中央集权是大河流域国家统治的主要形式，本课教学目标是：1．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识记大河流域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的地理位置，东方村社、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2．能力与方法通过本课的讲述，使学生初步了解东方大河文明的特点，通过介绍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归纳东方村社农业社会中小农产生的原因极其特点，分析与其中央集权之间的相互关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本课内容资料的呈现和教师的讲授，使学生对东方大河文明的特点有探究的欲望，对东方村社的内容和特点以及东方中央专制集权作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二、教材分析本课导语是古代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对埃及的一段评述。

希罗多德把埃及称为“尼罗河的赠礼”，是因为尼罗河的埃及的影响与地位所至。

从埃及的尼罗河引出东方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农耕社会的特点，东方村社及其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本课分两个子目东方村社和中央集权东方村社一目分两段。

第一段讲述了东方亚非文明古国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产生小农的原因。

在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只能依靠集体耕作的方式以提高劳动效率，满足氏族或家族公社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私有制的发展、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以家庭成员为基本生产单位、劳动收获可以满足家庭生活基本需要的小农经济成为可能。

男子在田里种植粮食、蔬果、棉麻等作物，女子纺纱织布、圈养牲畜，是典型的小农家庭分工方式。

第二段叙述了东方村社聚落三个的特点。

村社的山林、草场、河流一般为村社成员共有，大家共同使用。

有些地区耕地也归村社公有，定期分配给各家庭使用，保留着较多原始公有制的遗风。

在中国汉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农村公社在宋代以后基本上瓦解，耕地、山林、草场等完全私有化。

村社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

村社成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这种现象在大河流域文明古国中长期存在。

中央集权一目分三段。

第一段讲东方大河流域文明古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原因。

分散的小农经济无力组织实施巨大的农业灌溉等水利工程，闭塞的村社组织也无力抗衡外族的进攻，因此，在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往往会形成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大河流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有利于建立庞大的高度集权国的家政权。

第二段归纳了大河文明古国中央集权的特点以及各自不同的特色。

东方文明古国先后建立起君主专权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共同特点是：全国听命于国君，中央政府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各地官员由中央政府或国君直接委派。

第三段分析了中央集权的作用、结果和影响。

为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建造公共工程，统治者需要向民间征发赋役。

这些赋役主要由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负担。

分散的小农有时无法抵制国家的横征暴敛，或者逃往他乡，流离失所，或者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三、资料库1、历史事实简介大河文明与农业文明古代大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特征，农业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在原始农业出现后，人类便逐渐定居下来，聚落成一个个村社。

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广袤无垠西亚的土地上便有原始农业出现。

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的不同，大河流域的物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所差异。

大河文明与农业灌溉东方村社居民建库蓄水，挖沟修渠，灌溉排涝。

北非的尼罗河定期泛滥，埃及人的灌溉农业特别发达。

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时涨时落，来势凶猛，常常泛滥成灾，两河流域的居民需要修筑堤坝沟渠来蓄水排涝，才能耕种收获。

村社的管理形式村社里的居民很少与外界交往。

他们共同祭神拜物，由年长者管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

宗法制是中国古代村社的管理形式，这是由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

村社的世系以父系计算，宗族主支配着家族成员，甚至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中央集权的形式在大河流域，疆域辽阔，农田灌溉常常需要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

东方的文明古国，大都建立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但其运作方式各有特色。

埃及的法老统治，古巴比伦君主统治十分严密，而古印度实行等级分明的种姓制度，中国的皇帝专权。

2、文献资料释读“世界上第一个农村公社”在公元前第8千年纪后半期，在西亚的利凡特和扎格罗斯地区普遍建立了农业村社，开始了真正的农业经济。

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址，说明已有永久性村社，在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的蹄印。

著名考古学家布雷伍德于20世纪40、50年代在扎格罗斯地区发现了贾莫遗址，该遗址面积有3至4英亩C 14测定为公元前6050年。

共分16个文化层，延续了大约400年，有陶器、动物和农作物麦，这个遗址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农村公社”。

埃及的农业灌溉农业是古埃及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的地位。

灌溉农业的发展使埃及国家走向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反过来又促使灌溉农业的大发展。

因此，不论是前王朝时代的埃及居民，还是法老埃及时代的统治者们，都把土地视为最大和最宝贵的财富，都把发展灌溉农业置于首位。

法老埃及时代的第一位国王美尼斯就十分重视灌溉农业的发展，把全国的水利灌溉事业置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设立灌溉大臣，专门负责修建和管理水利灌溉工程。

在新都白城附近曾筑过大坝和挖掘了水库。

古王国时期留下来的许多大臣的碑铭中，都着意夸耀自己在这方面的功绩。

例如，第五和第六王朝的大臣涅海布，在自己的碑铭中说，他奉国王之命，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埃及南部和北部都开凿过运河。

尼罗河灌溉系统的操作技术相当复杂。

古埃及人在埃及南部的险滩上建立了水位测量站（“尼罗梅尔”），在屹立于河床的峭壁上刻画水位标志，每年阿赫特季（Akhat）来临时，当水位上升到一定标志，沿河各地就会接到水文警报，管水人就开放堤坝，让洪水缓缓流入坝内以免冲毁一切。

到11月比尔特季（Peret）开始时，洪水复归河道时，各地依次关闭堤坝，让一部分水存贮在渠塘中，以备干旱时灌溉。

古埃及人从几年一遇的大洪水中还学会了挖掘大小运河；将运河水引到盆地贮存或分导到下游。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用来减缓流速，减免灾害；另方面使流速减缓的洪水所挟带的淤泥在田野上更多地沉积下来。

这些浩大的水利工程和复杂的管水系统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都不是单个的血缘家族、氏族或村社所能够独自承担下来的，必须由许多地区所有受益的村社联合起来协同完成。

征服大自然争取生存权的需要，促使古埃及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这种在广袤地区以协作方式和统一行动来抗御自然灾害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像形文字的诞生。

在庞大的工程实施中，为了记下人数、食粮、各地堤坝高度、渠道长度等最基本数据，及时将“通知”下达到相距遥远的各地，都需要文字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

涅伽达Ⅰ型文化中所特有的（此后消失了）武器——石质的截头圆椎体棒槌的形状，被借用来作为像形文字的一个符号（形符）。

为了能表达更多的词（包括复合词），形符又成为音符，其后又发展了声旁和意符。

大概到公元前3 000 年，像形文字在实践中已发展到这样程度了。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这一古老像形文字的全部符号都取自尼罗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动物和植物，它进一步证明埃及最早的文字起源于非洲。

古埃及人创造了文字，而这种文字又帮助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同样地处尼罗河流域、文化上曾与埃及并驾齐驱的努比亚人，生活于河谷狭窄的地段，他们所经营的生产经济中，畜牧业超过了农业，然而家族和氏族的规模却较小，人口稀疏，彼此相距较远，流动性和独立性大，联系不甚密切，因而不感到文字有多大需要，其语言长期停留在口语阶段，极少甚或不使用书面语。

这条伟大河流所哺育的上、下两个地区的人民，当徘徊徜徉于文明门槛之前时，前者创造了文字，实现了文明的巨大飞跃；后者则失之交臂，失去了掌握人类文明的无可比拟的工具的机遇。

埃及人成为人类四大古文明的创造者，努比亚人却没有进入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列。

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古代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开渠筑堤，改进耕作，农田灌溉特别发达。

埃及人用砖块建成长方形的房屋。

两河流域的居民主要是使用牛、驴拉着木犁耕地，主要的农作物是大麦和椰枣。

大麦酒是人们最喜欢喝的饮料，椰枣是人们的主食之一。

中国大河流域的居民利用天然崖洞避雨雪风寒，后来发展到在平地上建造浅穴式的房屋，到商代已有使用版筑（即打垒）的方法立墙。

中国古代粮食有六谷之称，即黍、稷、麦、菽、麻、稻。

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种植了世界上最早的棉花。

村社是种姓制度的堡垒在古代印度，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村社制度。

村社大多是自然形成的，大者上千户，小者几十家。

村社里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并有固定的分工。

这种村社经济上自给自足，行政上有较大的自主权。

因此，村民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并不特别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

村社内部自古以来就实行种姓制度，高种姓把低种姓的人紧紧地束缚在村社的土地上，长期地进行奴役和剥削。

种姓制度还实行职业世袭制和内婚制，低种姓人被限制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之内，只能干一种职业，只能同一种人交往，他们没有选择其他工作的机会和与整个社会交往的自由，从而变得更加愚昧和落后。

所以，尽管王朝不断更替，村社却很少变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反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保守。

只要村社存在，依附于村社的种姓制度必然存在。

因此，到了现代，虽然印度的城市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行列，但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种姓制度仍然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中国西周的宗法制在中国的西周时期，同一宗族的成员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在一定意义上又有共同的财产，参加共同的祭祀，死后葬于共同的墓地，族中所有人员都要按亲属关系的亲疏不同为之服丧，这样合族在大小宗宗子的统率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依靠对自己领地上劳动者的剥削而存在的统治集团。

这种宗法制度与等级分封、世卿世禄制度互为表里，又有其政治上的功能。

周王称天子，是所谓上帝的长子，被尊为天下大宗。

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代代都是天下大宗的宗子，为所有诸侯国政治上的共主。

正因为周天子是天下大宗，他所居的都城也被称为“宗周”。

周王的其他儿子被分封为诸侯，作为王室屏藩，他们的国君地位也由嫡长子代代相承。

对周王而言，同姓诸侯自是小宗，但在其国内，则又成为大宗宗子。

马克思论印度的农村公社写于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