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舒颜《军事史林》2012年第2期军衔是指军队中对不同职务的军人授予的等级称号，通常以特殊的图案和符号体现于领章或肩章处，用来标明军人社会地位和军事级别。

军衔在15世纪时产生于西欧国家，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晚清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队都实行过军衔制。

国民党军队成立之初就实行了军衔制，但早期军衔制度十分混乱，授予门槛也很低。

随着蒋介石军事政治实力的增强，他对国民党军队各个派系的控制力逐步建立，即着手建立新的军衔制度。

1931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政府又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并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以进一步规范军队的军衔制度。

从此，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制度才进入了相对较为规范的时期。

蒋介石是国民党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和最高统帅，他对这支军队的军衔制度有何认识，这种军衔制度暴露出来的缺陷是否引起了他的反思，他采取了怎样的对策，这些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蒋介石的军事等级观念：兼具理想与实用的特征蒋介石幼年时期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因此他的言论著述中保留了不少旧式词汇，行文也呈现出半文半白的特征，在蒋介石所处的时代，人们习惯用“阶级”一词指代军衔。

阶级在古汉语中指台阶，并引申为官位等级。

如《新书·阶级》：“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

”《三国志·吴志·顾谭传》：“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阶级也用于表示军官的等级，如《旧唐书·高宗纪上》：“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幕佐已下今见存者，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

”受文言文影响，蒋介石在阐述其军事等级观念以及对军衔的认识和反思时，使用的都是阶级一词。

蒋介石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阐述过军事等级的特性：“阶级的意思就是和上楼的扶梯一样，一层一层数下去的，要这样才有上下之分，才有统系。

”蒋介石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认为管理军队必须以“阶级的上下，节节相制，使他有条不紊”。

1925年12月蒋介石批评“近来时有官长越级请假，直接借钱等事”，他认为这种越级行为之所以频繁发生，正是由于部分军官缺乏等级观念，或用人身服从替代职务服从，将非正式渠道凌驾于制度渠道之上，这会导致军队等级制度的破坏，影响日常的军事训练和战时的作战指挥，因此越级乃军人大忌，军队“非重阶级不可”。

蒋强调，服从上级并不是服从哪一个私人，而是服从上级代表国家的意志，一定要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才能尽到对国家的义务，“当了军人之所以要绝对服从命令，就是要绝对负起军人的责任”。

蒋介石一方面突出等级秩序，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这种等级秩序的平等性，包括守纪的平等和人格的平等。

蒋介石认为：等级高并不意味着有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权，在国法军纪面前，“上自统帅，下至士兵，是一律平等的”。

无论官兵都要平等地服从制度，上级军官甚至要更严格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否则的话，等级制度就蜕变成恃强凌弱、媚上欺下的工具，军官就要堕落，军心就会涣散。

长官带兵“不单要使兵卒畏威，还要使兵卒怀德”，一定要尊重下属，对下属表示亲爱之意。

蒋介石认为等级制度的作用有其特定的范围，军队的等级制度是为了指挥统率的便利，是必须的。

在工作之外，长官不可处处强调等级高下和专制服从，要有人格平等的意识。

这就好比在家庭中，父子兄弟不能没有长幼尊卑之序，但他们“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是融洽无间，彼此平等的”。

官兵之间“亲爱精诚”，士兵才能勇于从命，乐于效死。

蒋介石是一个既有“修齐治平”之抱负，又有专制独裁性格的历史人物，他在心中构建军事等级制度，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实用主义的一面。

一方面，为了管理好与指挥好一支军队，完成“革命大业”，实现“总理遗教”，蒋需要严格的军事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个人专制色彩浓厚的领导者，蒋出于强化个人的统治权力的目的，也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严格的军事等级来加强军队对他本人的效忠与服从。

蒋介石早年在振武学校以及在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当兵的经历，使他对日军的严明军纪由衷赞赏，对下层士兵的心酸深有体会，因此他主张“绝对严格”和“上下平等”兼顾有其真诚的一面，是符合其理想的。

从个人统治的实用需要来看，蒋介石的“绝对严格”和“上下平等”为的是以“军纪之上”的名义使国民党军队服从代表他个人意志的制度。

为了更好地实践自己的军事等级观念，为自己的理想和实用服务，蒋介石必须对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制度进行改造。

二、军衔晋升制度：理想而不实用军衔晋升制度是军衔制度的重要构成，军人获得军衔之后，正常情况下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晋升。

国民党军队初建的时候，相对于北洋军阀和各地大小军阀来说是一支年青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军队。

由于黄埔军校构成了北伐战争时第一军军官的主力，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后又很快建立了南京政权，年青的黄埔学生们也就成了国民党军队领导人才的中坚力量。

从革命的位置转移到掌权的位置，军官年轻化的优势渐渐丧失，而问题日益暴露。

军官们经过的历练不够，却过早地表现出官僚化倾向，形成了爱虚荣、好攀比的不良风气，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担忧。

1933年蒋介石在一次军事长官会议上批评国民党军队里“阶级的升迁，实在太容易”。

黄埔的学生毕业后不用多久就是上尉，一些三十多岁的毕业生已经升至少将甚至中将。

蒋指出，在西方国家少尉升到中尉至少要经过三年，如要升到上尉，往往还要再当五年中尉才行，“一生一世都升不到上尉，也是常有的事情”。

而黄埔军校的学生毕业以后，不但做一个少尉不耐烦，甚至当了上尉都不满足，马上就想升少校，“不问经验如何，资历够不够，只一味想升迁”。

蒋介石列举了日本军队的晋升时限：做三年少尉，才能升到一个中尉，再要想由中尉升到上尉，至少也要六年，甚至十年。

“我们军官的程度比起日本的军官至少要差十年”，因为国民党军队的上尉比日本的上尉少了10年的磨练，少了10年的修养。

蒋介石质问道：军官如此，军队的战斗力又怎能和日本军队匹敌呢？为了改变国民党军衔制度中晋升过快的问题，蒋介石采取了两种手段。

一方面，他针对军官盲目追求晋升的心理，借用传统伦理的“礼义廉耻”观念进行教育。

蒋要求每一个军官都要学会自省，要对自己进行剖析：自己被授予这样的军衔，是否对国家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学识资历是否配得上这一军衔？如果答案不是肯定的，却安然自得，那就是没有“礼义廉耻”。

蒋介石声称，自己愿意主动降低军衔以作为广大军人的表率，但是“国家制度不允许我这么做”，舆论也会指责这是“矫枉过正，是作伪”。

蒋介石希望已经被授予高军衔的军官应至少在精神上要“降级自待”，对自己的能力要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在生活中厉行节约，体念国家的艰苦，这才叫做“礼义廉耻”。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着手进行军衔晋升制度的建设。

他明白光靠教育是解决不了国民党军队的现实问题的，为此他专门提出了一些制度措施，如规定“升迁停年令”，不到晋升年限不得晋升。

在蒋的授意下，国民政府于1934年4月26日成立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专门负责军官的人事任免与晋升奖惩。

该厅设中将厅长1人，由林蔚担任；中将或少将副厅长1人；少将处长3人。

正式军衔的授予要经过一套严格的程序，由铨叙厅根据军官的资历、学历、言行、战功等综合评定，还要符合晋升年限的有关规定。

国民党军队军衔的晋升要按照资、绩进行，所谓“资”，也叫做“停年”，指的是担任某军衔的时间；对军官每年的考核评定结果，则称为“绩”。

在陆军中，少尉升中尉的停年为一年半；中尉升上尉、少校升中校的停年为两年；中校升上校、少将升中将停年为三年；上尉升少校、上校升少将停年为四年。

在不同军衔的晋升中，有些是论资不论绩，到年限即可晋升，有些是先资后绩，即先晋升资历最高者，再晋升考绩最高者。

只有中将升上将是没有停年的，必须是建有殊勋者方能晋升。

海军和空军的晋升制度另有规定，比陆军条件更为苛刻，年限也相对长些。

蒋介石希望通过制定严格的军衔晋升制度来防止晋升过快导致的军官素质下降问题。

严格的晋升制度是符合蒋介石理想中的军事等级观念的，但是现实情况使他认识到，这样的制度依然存在问题。

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频繁，军官队伍增长更新很快，严格晋升制度使得军衔跟不上实际军事需要，有些军长、师长的实授军衔仅为中校、少校，影响正常的军事指挥。

另一方面是由于军衔能够发挥收买敌对阵营将领、安抚异己势力以及笼络人心的功能，严格的晋升制度则限制了这种功能的使用。

事实上，军衔晋升制度在颁布之初就没有严格遵守，如孙元良、李玉堂、宋希濂等将领1935年4月13日被任为少将，1936年10月15日即被任为中将，三年的停年规定形同虚设。

在自己制定的制度面前，蒋介石不得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进行某种变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三、职务军衔制度：实用去不理想职务军衔，也称为临时军衔，为使军人的军衔与其所任职务相一致，有的国家对军人授予临时的职务军衔。

如美国规定，军官正式军衔晋升时限未到，若被正式任命或临时任命某一职务，而该职务通常适用于更高级军衔时，则授予同该军官新任职务相适应的临时军衔。

被授予职务军衔者，其军衔式样以及权力地位和正式军衔者相同。

职务军衔，一般都高于本人的正式军衔，职务下降时，职务军衔亦随之下降，但不低于正式军衔。

英国、印度等国，也实行职务军衔制度。

蒋介石的军事等级观念强调等级的严肃性，他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一支等级有序、纪律严明、制度完备的军队是他所梦寐以求的。

若按照军衔授予和晋升有关规定进行操作，国民党军队军衔的授予是极其严格的。

然而，蒋介石的处世哲学又有实用的特征，并与他的理想发生冲突，他感到必须有一种变通的方式。

为此，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对军人晋升办法和军衔评定进行研究之后，制定出一套官阶职级分离、任职有别于任官的方案，在正式军衔外另设置职务军衔，以满足现实需要。

国民党军队的正式军衔和职务军衔的授予程序和严格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从1935年4月1日“蒋中正任为特级上将”开始，正式军衔都必须通过“国民政府令”授任，由国民政府主席签发任官状。

职务军衔的授予程序则简单得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根据职务签发任职令即可。

虽然从法理上说，只有正式军衔才是军衔，职务军衔只是职务的象征，但由于职务军衔更易获得，且通常高于正式军衔，而且正式军衔与职务军衔从领章等标识上并无分别，因此国民党军官往往以职务军衔自居（戴笠自称中将，实际上他死后才追赠为陆军中将）。

时间一长，两类军衔就混淆在一起，产生了军衔泛滥的问题。

甚至很多当代的民国史和军事史研究者在其著述中都分不清这两类军衔的区别，常常将某人的职务军衔当作其正式军衔。

在职务军衔的制度产生之初，蒋介石就预见到了两种军衔混淆的问题。

他在1935年8月25日出席峨嵋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时，告诫受训军官要正确对待职务军衔与正式军衔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