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教学案例案例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深刻教训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推进了工业化，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看得极其短暂。

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就认为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赫鲁晓夫当政后，在1961年宣布苏联20年内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此后，勃烈日涅夫批评了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

苏联宪法还把这一理论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勃烈日涅夫去世之后，其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又提出“发达社会主义入口”的主张，但始终没有对自身基本国情作出有科学根据的清醒分析。

到戈尔巴乔夫，前苏联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理论，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也有着与苏联相同或相似的提法，基本认为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教师提问：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出现失误的原因是什么？教师总结：脱离实际、急于过渡的思想是导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

苏联东欧过去对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估计显然过高，使得他们在实践上提出许多并不可行的目标，造成在内政外交战略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不仅严重得阻碍了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消极影响。

在苏东发生剧变之后，其中教训尤为深刻。

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还远低于原苏联东欧国家，我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需要更加清醒和谨慎。

案例2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是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

1949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人均0.29公斤，美国人均钢产量为538.5公斤；1938年日本的钢产量已达到700万吨，美国为2880万吨。

即使在钢产量的最高年份1943年，也只有92.3万吨。

在5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老祖宗，从清朝末期算起，包括张之洞和蒋委员长交给我们的遗产，钢只有90万吨，机床只有8万台。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占90％。

绝大部分是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现代商品生产和交通运输微乎其微，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科学技术几乎是一张白纸，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人口中文盲占绝大多数。

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一建国就开始了经济恢复和大规模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使社会经济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由于过渡时期只用了七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的任务仅仅初步打下了一个基础，还远没有完成。

因此，我国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时，就生产力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没有获得自身应有的物质技术基础。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进行了高度概括，那就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教师提问：“一穷二百”的物质基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影响？教师总结：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最终靠的是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最根本的还是要更快的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要得到完全巩固，就要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展，在生产力水平上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世界历史给中国提供的历史机遇，使它可以跨越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但是它不能跨越生产力发展的必经阶段。

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生产高度现代化、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体现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显然，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要用至少100年的时间去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300年、200年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

案例3人均1000美元之后的烦恼“拉美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的担心。

“拉美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当这些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工业化门槛后，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发展乏力。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比如韩国，1977年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随后进入全速发展期，在1977年至1995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飞跃；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所谓“拉美化”就是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就是一种少数人幸福的现代化。

而在2002年底，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带领他的课题组完成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占中国总人口80%的农民绝大部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夫妇在《第三次浪潮》里预言：资讯网络时代，一个农业社会能够直接进入资讯社会，不必历经工业社会的演变，也能避开因工业化所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托夫勒给中国的思想界开了信息化的窍，一些实践家开始在中国西部地区实践他们认为可能的跨越，最著名的要算是台湾英业达集团的温世仁了。

他在西部的贫困地区开展了非营利的“千乡万才计划”，通过在这些地方的教育单位推广计算机的应用，使他们通过网络联系起外界，联系起市场，让这些处于农业文明的乡村社会跨过技术鸿沟，直达信息化社会。

他们在西北一个叫黄羊川的地方搞起了社会实验。

新事物的冲击给这个小乡村带来了细微的改变。

黄羊川虽然已经不是原来的黄羊川了，但是，黄羊川没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直达信息化社会，那里的农民依然是贫苦的。

这颗信息化的种子还在等待阳光和雨露的滋润。

经济过热，社会矛盾交织的2003年告诉人们，诸多的社会实践告诉人们，人均GDP1000美元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工业化是不可跨越的。

在它之后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同样会是一个矛盾凸显的时期。

选择是无可回避的。

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分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545---2200美元均为中下收入国家，2200---5999美元为中上收入国家，6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我国1996年人均GDP达到650美元，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

2020年如果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的话，就等于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

从经验值来看，登上人均GDP1000美元的台阶以后，经济社会有三点显而易见的变化。

第一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但同时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加重。

第二是消费结构急剧升级，过去几年政府倡导和主导的扩大内需的战略，到了这个阶段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自发的消费需求，在大中城市，对住行的需求代替了人们对吃饱、吃好的要求。

第三是社会结构重大调整，利益分化，收入差距拉大，各种社会矛盾突出。

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发生了一起驾驶宝马车撞人的案件。

该案判决并经媒体公布后，一些媒体、网民和群众提出质疑。

最终质疑演变成贫与富、官与民之间矛盾的一场讨论。

据说，对宝马案的网络监测发现，浏览这个消息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人们对“非典”的关注度。

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会引起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应？为什么现在有一种倾向，动不动就将罪恶和财富画等号，将财富与权势画等号？宝马案让我们看到，公众关心的往往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中的这个人是富人，这个富人可能依靠权势逃避法律的惩处。

这反映出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贫与富对立、公众与权势对立的情绪。

能够说明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是2004年2月25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作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许多国家要高。

这份最近刚刚完成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了2002年的3.1。

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很多城镇居民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民没有。

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民还要集资办学。

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而农民没有。

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他们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五倍，甚至是六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曾将中国的收入差距放大到一个更大的范围进行了比较：贵阳与北京的差距，小于贵阳与贵州最贫困地方的差距。

北京与纽约的差距，小于北京与中国最贫困地方的差距。

资料来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案例解析》魏晓文、杨慧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147-149页教师提问：如何应对我国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所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教师总结：21世纪头20年，我国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3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 000美元，到2020年要达到3 000美元以上。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战略，为我们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前进的方向。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发展的机遇不是很多的。

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和切实利用好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