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文化・《山海经》华文本作者质疑(下)唐世贵 唐晓梅(攀枝花学院学院,四川攀枝花 6170000)摘 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对历代学者有关《山海经》的不同看法中,就《山海经》的内容(山川、乐园、主神)、语言特点(《<山海经>中的上古蜀语新探》已专文发表)与考古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山海经》巴蜀图语本成书于西周前期,战国初中期,华文本《山海经》由定居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图语本、口头流传,再加入楚地神话以及中原、海外历史地理知识编写而成。
关键词 神话;考古;后裔;质疑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唐世贵(1950———),男,攀枝花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
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唐晓梅(1983———),女,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语言与艺术设计。
三、属地论者对华文本《山海经》作者的种种看法关于《山海经》作者,由于论者的属地不同,某些人从各自的“中心论”出发,因而分歧很大,这样就出现了许多臆猜的、毫无依据的说法。
何观洲主张邹衍为《山海经》的作者[1],刘师培、游国恩、方孝岳、程耀芳等人都持《山海经》是邹衍的作品,苏雪林认为:“所谓《大荒》及《海外》诸经,则系神话地理。
这部地理书恐系邹衍的讲义,由其弟子笔录,录则非一人,故体裁总杂,文词亦颇鄙俚[2]”。
21世纪仍有些人持此观点。
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
”。
“中原河洛人说”,以郑德坤和日本人小川琢治为代表。
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
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印度人随巢子写定[3](29)。
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3](344)。
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归纳起来,《山海经》作者约三种说法:一种是“中原人(包括宋人、秦人、河洛人、齐鲁人、燕赵人)”说;第二种是“楚地人(包括楚南士人)”说;第三种是“巴蜀人”说。
另外还有“不是中国人”说,近世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怀疑《山海经》不是中国人写的书,而是古时外国地理著作的“汉译本”,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4]”。
继持此观点的是前面引用过的苏雪林,他们的观点赞同的人不多,却启示了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所谓“世界中心论”。
《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何方人士?现在唯一的依据就是《山海经》的文本内容和语言特色,然后,辅之以地下考古文物来综合印证。
《山海经》的作者是“秦人说”、“河洛说”,其根据是《五藏山经》对陕中、晋南、豫西山脉记载的详细最正确,经文里距与实际相关一般不到二倍;离开这个地区越远,就越不正确[5]。
首先,益在向禹口述《山经》时是以自己所在地“薄山”为“中山”的,后世辗转移居蜀地的晋国贵族后裔的《山海经》作者尊崇大禹,便把它保留了下来作为中山“首经”。
其次,陕东南、豫西南部分原本就是巴人的文化圈范围,相距陕中、晋南、豫西之河洛较近,巴人所记当然比较正确,并把其熟悉的山脉列入“中山”范围。
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是秦人,那为什么要把华山列入《西山》中?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是河洛人、燕赵人,为什么要把太行之山、燕山列为《北山》?却要把巴人的玉(巫)山、高梁之山;[基金项目]本文是攀枝花学院重点社会科学课题:《山海经与巴蜀文化・<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之一,编号:SH06-01。
53第25卷第4期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8年8月Vol .25.No .4 Journal of Panzhihua University Aug .2008蜀人的岷山、女几山等列入“中山经”?这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原人排斥异邦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可想象的!再看《山海经・大荒西经》唯一一则记载中原周王朝历史的文字:“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
有人方耕,名曰叔均。
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
稷之曰台玺,生叔均。
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有赤国妻氏。
有双山[6](497)。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从“有西周之国”的叙事方式看:作者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叙写西周历史的,与其他先秦中原文献相比,找不到这样的叙事语言的,显然不是中原人的习惯语气。
第二,作者叙述了西周与蜀国的亲缘关系。
据《史记》记载,大禹的治水助手后稷亦出生于蜀地[7](20),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姜嫄为帝喾的元妃[7](8)。
《国语・周语上》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8](406—P5)”。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9](445)”。
意即后稷死后葬于成都平原。
后稷是周王朝的先祖,也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虽发端于西北的岐山,蜀地却是它的根源。
主张《山海经》作者是“中原人”的人,原本就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仅仅从“中原中心论”出发进行臆猜,却不看看《山海经》1/2的内容究竟写的是中原还是巴蜀?是写上古巴蜀的“乐园”,还是河洛之“乐园”?中原文献,从孔子的《春秋》开始,先秦的《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所有文献都未曾直接描写过巴蜀。
西周中原人写的《禹贡》,以中原为中心,只写了1海,4列山。
大禹本出生于蜀地,治水又主要在西部,却从侧面写道:“华阳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10](68—P126—131)”。
作者写《禹贡》时,当时巴国、蜀国为南方之大国,但作者竟用了“梁州”代之。
周王朝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录了巴蜀民歌,为了不直接提到巴国、蜀国,却用了“周南”“召南”替之。
《尚书》在叙述伐殷商之战时,说到了西南八国,提到蜀,却回避了巴。
从这三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央王朝是怎样排斥、恐惧巴国、蜀国的存在。
从周朝到汉朝,“巴蜀”这个概念,是一种忌讳,相对中原主流意识是文化领域的一个禁区。
巴人的十分强悍,已经成为睡在商、周王朝身边的一只猛虎,早已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凡正统文献挖空心思避免出现“巴蜀”这样的字眼。
司马迁《史记》在叙述大禹出生地采用的是汉初陆贾(先秦文献、铭文都未称大禹出生于“西羌”)一个极不准确的词汇“西羌”来代“西蜀”。
杨雄作为蜀人,他的《方言》凡涉及到巴蜀,皆用的是“梁益”。
他写的《蜀王本纪》,可能不敢公诸于世,所以,后人怀疑是不是他写的?试想: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中原人会写巴蜀作为主体并占有1/2内容的《山海经》吗?有人说《山海经》“反映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先秦国家政治力量的趋于强大,以东周王畿所在的河洛为中心的文化趋向蘩荣”。
两句话都加了后缀,演了一出“掩耳盗铃”的把戏后,宣称:“我还认为正如《禹贡》只能出于先秦儒家之手一样,它也是儒家学派的著述之一[11](3)”。
只要读过《山海经》的人,可能在《山海经》中你是找不到孔老二的影子吧!有人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12]。
简直是闭着眼睛胡诌!为什么《山海经》的作者不把“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描绘成齐鲁的“乐园”,《山经》为什么不把泰山列为“中山”?却要把它扔到《东山经》里去?刘向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禹、益,他可能是把禹、益当成中原人看待的,因为《中山经》是以其地“薄山”为首经的。
但此后二千多年来,中原人写的各种史书都没有把《山海经》作为其组成部分。
因为,《山海经》既不是燕赵文化的一部分,也不是齐鲁文化、河洛文化的构成的必要因素,更不属秦文化的范畴,她只能是巴蜀文化的源头和结晶。
某些人原本是一种矛盾心态,要么对《山海经》进行贬抑、排斥,要么,排斥不了,便要把它拉扯到自己身上来,于是,拾起西方、日本、港台人的牙慧,炮制出了“中国中心”、“埃及中心”、“世界中心”、“帕米尔高原中心”,因为直接宣称“河洛中心”,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啼笑皆非。
“中原中心论者”正是在这种文化心态下曲折地运作的。
20世纪30年代,“河洛中心论”者郑德坤在《山海经的研究》中针对“邹衍说”指出:“《山海经》是地理志,假使是邹衍作的,他安肯舍自己的学说而不书乎?[13]”郑文的指摘从内部击碎了“自我中心论者”之银样蜡头枪。
因为《山海经》中根本就没有邹衍的“大九洲”、“神州”、“赤县”等概念。
所以,赵庄愚在《〈山海经〉与上古典籍之互证》一文中说:“综合《大戴礼》、《世本》及《山海经》以深究63第25卷 攀枝花学院学报 第4期之,及承认《山海经》是非中夏民族之所记,和《帝系》之出自官书者异其源;及《山海经》之有本于传闻,和诸子之制造寓言小说者又有别[4](344)”。
清代考据风盛行,却没有人把《山海经》与楚人联系起来。
楚人廖元度编《楚风补》一书时,把凡与楚地、楚人有关的诗文(黄帝、颛顼、尧、舜、禹伪托之遗文;《诗经》之《汉广》、《江有汜》、《崧高》、《 民》)几乎全部搜罗于书中,但唯独没有涉猎到《山海经》,在他看来《山海经》原本就不是楚人的作品。
即使当代楚人张正明写的《楚文化史》,一部20余万字的专著,连《山海经》的名称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山海经》的作者是楚地楚国人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
虽然,有人把黄帝元妃嫘祖拉扯到西陵峡(因嫘祖死于此),然后,以荆山、熊耳山为中心,却不敢正视:上古时代的鄂西不也是巴蜀文化圈吗?主张《山海经》作者是“楚地人”的人,其依据仍然是袁珂先生的观点,未能提出新的证据来。
袁珂先生在受迫害的年代,为了对抗“中原中心论”者之无稽之谈,从语言角度,在《山海经》中找到了两个楚方言,便断定其作者是楚地楚国人。
《尚书》、《夏小征》中有关天文词汇8个与《山海经》相同,这8个词汇全部得到甲骨文印证。
假如《山海经》的作者是“中原人”的话,此证据比袁珂先生的证据可信度高出4倍以上。
然而,《山海经》文本内容,又是任何主张“自我中心说”的人无法逾越的龙门。
主张“楚南人”的人不过是“项庄舞剑”,第一步如果能站住脚,第二步就会直接推演到屈原或宋玉等人身上去,重新操起朱熹、胡应麟的论调。
下面我们来看看《山海经》中关于楚地神话,有《中次十二经》的“洞庭之山”的“帝之二女”;《海内北经》中的冰夷(河伯)等[14](6)。
前一条直接涉及楚地,后一条间接与楚地有关,这是因为移居蜀地的楚国贵族,他们知道楚国的神话传说,而传之后人,所以其后裔在翻译、编写《山海经》时,羼和了进去,并列入《中山》之末。
楚国立国已有数百年了,而《山海经》没有一处直接写到楚国历史文化的,这与屈原的《楚辞》是完全不同的,屈原是楚国人,他虽然深受巴文化的影响,但他爱他的祖国历史文化,在《楚辞》中尽情地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