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发表时间：2008-10-12T20:48:49.750Z 来源：《阳明学刊》第三辑作者：姜海军[导读] 程颐作为义理易学派的主要代表，直接孔子，汲取孔子易学之精神，“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学研究与现实的功用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天理解易，易理更加哲理化和政治伦理化。
程颐为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借助《周易》的义理，将儒学高度义理化，重建儒家学说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实践论。
探究天理、穷理以尽性以至于命是程颐治易的基本原则，而最终的归宿则是致力于现实社会治理及人生的道德境界的提升。
在注解易学的方法上，程颐还汲取了汉、晋唐时期诸家易学的解易原则和方法，以义理解易又不废象数，使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哲理化——即因象明理，以理解易，既注重经书之间的“互训”，也重视以史解易之法，将理论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结合，从而奠定了程颐易学在经学史、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对于《周易》一书的认识和看法，历来都有不同，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所以导致了不同的解易原则及方法的产生。
程颐在总结和汲取前人易学成就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周易》的看法，此亦直接决定了程颐的解易原则及方法。
一、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历史上，对于《易经》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将之看成是占筮之书，一种是将之看成是讲天道人事之书。
关于《易》本卜筮之书，今天看来自然没有异议。
[①]但是历史上学者们更多的是将《周易》视为讲天道人事之书，《易传》就如此认为，如《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易传》的作者视《周易》为圣人的载道之书，并将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六十四卦赋予了普遍的哲理和人文化的意义，又将儒家学说贯注其间。
这为后来的易学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和解读的方向，后来的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分野正是因《易传》而发。
程颐作为义理易学派的重要代表，也受到了《易传》的影响，他亦将《周易》视为讲求天道人事之书：《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
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
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凶。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
”[②]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
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③]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
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
[④]尽天理，斯谓之《易》。
[⑤]圣人作易，以准则天地之道。
易之义，天地之道也。
“古能弥纶天地之道。
”[⑥]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⑦]不过，程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重估和定位，虽是借助《易传》尤其是《彖》传来“推天道以明人事”，正如何乔新所言：“程子之《易》，发挥孔子之《十翼》者也。
”[⑧]但是他在佛、老之学的启发下，借助《周易》将儒家的学说推向宇宙本体的高度，以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在旨趣上，与他所服膺的王弼以老庄解易之学大为不同。
如皮锡瑞《经学通论》所云：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醇正。
，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
[⑨]在价值取向方面与王弼以老庄解易立场的不同，是义理易学派在易理思想层面所进入的一个新阶段。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说义理派易学的演变时所指出的：“王弼尽黜象数，说 [⑩]程颐将理或天理视为《周易》最高的范畴，如他在《易说·系辞》中曾说：圣人作《易》，以准则天地之道。
《易》之义，天地之道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弥，遍也。
纶，理也。
《易》之义，与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违，相似，谓同也。
“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义之所宝，知也。
其义周尽万物之理，其道足以济天下，故无过差。
《易》道广大，推远则无穷，近言则安静而正。
天地之间，万物之理，无有不同。
《易》之道，其至矣乎！圣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业也。
知则崇高，礼则卑下。
高卑顺理，合天地之道也。
高卑之位设，则《易》在其中矣。
斯理也，成之在人则为性。
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义之门”也。
[11]理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价值的本体，他认为圣人作《易》展现的正是天人之理、之道。
他作《易传》的目的也是为了承传自秦以后湮晦不明的道而已：去古虽远，遗经尚存。
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
自秦而下，盖无传矣。
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言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12]程颐直接孔子，汲取孔子易学之精神，“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学研究与现实的功用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天理解易，将易理更加的哲理化和政治伦理化。
解易目的在于理想社会秩序、价值信仰的重建，如李瓒亦云：“伊川之《易》，有用之学也。
自是程氏之《易》与孔子《十翼》同功，非特解经而已。
”[13]在程颐看来，圣人将《周易》作为载道之器，主要是通过卦爻所代表的物象变易，来展示天人之间的规律与法则：《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
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14]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时也。
分三而又两之，足以包括众理，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15]人能识时知变，则可以言《易》矣。
[16]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
时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
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
以一时而索卦则据于无变，非易也。
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
[17]程颐视“变易”为《周易》的精髓和基本特征，程颐认为易变的内涵是“顺性命之理”，“尽事物之情”。
易变的目的在于“从道”，“示开物成务之道”，即言卦爻象的变化，因时不同，其义理各异，但是都是为了展示符合天地万事万物存在及其变化的根据、规律或规则，即天理、天道。
这种认识也是他“理一分殊”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他在解释《周易》时云：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
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
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
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
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于常也。
[18]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
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
[19][20]得天，顺天理也。
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
圣人以长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
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长久之理。
[21]易变的只是物象，只是具体的事理，不变的是天地之道、圣人之道、封建的纲常伦理。
“随时变易”的最终目的希望“天地所生之物”能够顺应天人之理、之道，重建一个有序而又和谐的理想社会。
程颐为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借助《周易》的义理，将儒学高度哲理化，重建儒家学说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实践论。
探究天理、穷理以尽性以至于命是程颐治易的基本原则，而他治易的最终的归宿却是致力于现实社会治理以及人生的道德境界的提升。
后来的洛学派学者们正是以《程氏易传》的义理为圭臬，用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构建其体系，推重天理而贬斥“人欲”，提倡主静立人极，居敬以事天，主张通过加强人的心性修养，灭除私欲以恢复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
二、《程氏易传》的解易方法《周易》是圣人之道的载体，是天地之理的渊薮，借助《周易》来穷究天理、以求应用于现实，是程颐治易的最主要的目的。
这些认识和目的直接决定了程颐治易的价值取向与学术路径。
为此，程颐积极寻求《周易》中所蕴涵的圣人之道、之理，以求致用。
如何借助《周易》获得对天理、天道的认知和体悟？他认为主要途径便是卦辞和象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
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
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
[22]程颐认为只有“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自得于辞才可以达意、得理。
因为《周易》是辞和象的完美组合，辞是天理、天道的载体，而象则是天理、天道的功用，体即是用，用即是体。
故他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这种认识将《周易》所展现的两种语言，即解释卦爻象、爻位、筮法的占筮语言和揭示宇宙和世界的变易法则和规律的哲学语言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象数与卦爻辞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这与以往象数学派专言《周易》中的象数不同，亦与义理学派专言《周易》中的义理不同，另外他还将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贯注其间，这样《程氏易传》变成为一部将象数与义理、易理与儒家政治伦常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正如宋代易学大家朱熹所评价的：《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
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易。
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
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象[23]清代易学大家李光地亦评价云：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末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
然王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
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
（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
）今案，溺于象数而枝离无根者，固可弃矣，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他书专言义理者比也。
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
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岂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并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
后之学者，言义理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
……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
诸经皆然，不独《易》也。
况《易》则程子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子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
然程子所说，皆修齐平治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
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备故也。
[24]朱熹和李光地两人都对历代易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先儒解易不是专于义理，就是泥于象数。
谈义理者鄙象数，又“不尽合于圣人之道”；谈象数者“穿凿太甚”，又不能“弘通简易之法”。
真正能够将义理与象数、易理与儒学完美结合的，“因时立教，以承三圣”者，惟《程氏易传》而已。
所以程颐易学扬弃历代以来的易学成就，兼顾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两大派的解易精髓，为认识和解读《周易》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
在具体的解易方法上，程颐在汲取王弼、胡瑗等义理易学派和象数易学派解易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凡卦，有以二体之义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动乎险中，与云雷《讼》取上刚下险与天水违行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