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工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9年人们曾认为先锋小说在表现当代生存实相方面，往往无能为力，因为它曾患有一种“历史的失语症”。

先锋作家总是站在缅怀者的地位，放纵着想象，把历史创造成精神的避难所，借此来回避现实境遇中的生存重负。

说到底，先锋小说“无从获得一个生存的终极根据来展开对生存事实的审视和统摄”。

[1]如果人们有耐心读完余华的《活着》，如果人们又能掩卷作一番探求性的思考，去重新审视《活着》文本中对底层民众的生存实相的演述，那么也许不会轻易断言先锋小说除了游戏历史和形式游戏之外，就所剩无几了。

相反，《活着》通过主人公富贵一生的悲惨遭遇与晚年的平静通达的对照，通过激发读者对富贵的“同情的理解”，我们不仅看到对底层民众边缘生存的隐喻式叙述，还看到作者对于当代孤独个体生存镜像的精神关怀，这是先锋精神的延续。

一、苦难命运的民间叙述活着是一个永不变的主题。

在《活着》中，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命中有太多的苦难和意外，其中死亡是主旋律，但主人公富贵在苦难和意外中并没有倒下，而是努力又淡然地活着。

富贵所经历的苦难，所面对的亲人的死亡，直至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但余华成功地为富贵找到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坚定。

忍耐的背后，是富贵对人生苦难的宿命理解。

作品中主人公富贵遇到难以解释或承受的事件时，通常都会有“命”的影子出现。

他的生活潦倒他认为是命，他活着比别人长寿是命，他娶了家珍这样的好媳妇是命，苦根失去双亲也是命。

宿命的观念缓冲了他生存的焦虑，也冲掉了他对事实的追问。

主人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苦难的忍耐，对痛苦的命运解释，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理解———这是值得怀疑的，也难以断定。

因为在《活着》中，作者并未直接出面，而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富贵自己来讲述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这样作者的态度也就暧昧难明了。

余华追求这样的简单叙述，一方面可以在主题上不做预先设定的解读，让人物自己说话，故事本身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包容、隐喻的可能；另一方面，乡土的人物“现身说法”式的表现形态，又营造了一个和主人公一生命运相依存的环境，增强了历史在场感。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余华的叙述方式。

在《活着》中，余华努力摆脱旁观者的角度，让人物自己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以第三者展开叙述，“我”是一位四处游荡，来民间采风的青年学者。

除了开头有几页的篇幅外，“我”的场景只在文中穿插过两三次。

余华的这一安排是耐人寻味的。

读者的阅读经验总是习惯于让自己的视野高于文本世界，基本上他们是以一种观察的姿态和人物进行交流。

但余华一开始就为读者设了一个圈套，我们不得不跟着“我”一起去倾听一个人和他的命运的故事。

在倾听的过程中，“我”无意识地消失了，苦难的命运经历无边无际，接踵而至，我们体会到了直接的“真实”的民间声音。

余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力求消解人物命运导致的惨烈效果。

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仇恨，同时也互相感激……[2]。

假如作《活着》：孤独个体的承担与希望王俊忠（黎明职业大学，福建泉州362000）摘要:余华《活着》从质朴文本中去探寻底层民众的生存实相，并在重新审视生存的意义时，去考察小说《活着》对生存境态的演述，展示在死亡边缘中生存的孤独个体的承担与希望。

关键词:《活着》；边缘生存；个体承担中图分类号：I28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928（2009）01-0074-03＊收稿日期：2008-10-17作者简介：王俊忠（1973—），男，回族，河南省固始县人，黎明大学人文社科系讲师，厦门大学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方面研究。

74第一期者将叙述的中心放在人物命运的悲惨遭际上，一味地渲染沉重的方面，肯定达不到作者的目的。

正是这种民间叙述方式将作品产生的沉重的命运感消于无形，制造了一股淡淡的虚无；正是这种虚无让富贵老人在看透了生死，看透了命运之后面对死亡时平静自然，并最终让读者体味到《活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人和命运之间的友情———人只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通过“我”，一个“城市小知识分子”的倾听者、记录者身份的设定，成功地形成了亲切的讲述局面。

倾听与聆听，既是叙述的框架，也是叙述语气和效果的设定，这也使余华《活着》焕发出崭新的充满原始韧性的生命力，使简单成为经典。

《活着》的叙述方式强化了历史在场感，作者虽然淡化时代的具体描述，但通过富贵这个人物在历史中的命运辗转，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中许多人———至少可以指认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的影子。

这就是说，富贵具有典型的意义，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2]二、底层大众的边缘生存作品大背景下的那段历史，虽经文学艺术性地加以解构或淡化，但依然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整整几代人正如福贵一样地活着，映射出一段很长时期历史性的悲剧。

读者从中可以面对生存加以反思，对活着重新定义。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面对现实中的生存，或许有着太多的苦难和残酷，似乎“活着真累”。

人们常常选择精神寄托甚至死亡但最多的还是索然地逃避。

事实上，在生存这方土地上，逃避最终是无济于事，于是只能渐渐解构生存的外在附加意义，为自己活着，为活着的本身而坚强地活着，大概这就是余华想对每一个读者说的。

我们可以比照余华自序里讲述的《活着》的主题，可以用作者的一句话概括：“人，是为了活着的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活着”在我们中国人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与苦难、无聊与平庸。

”[2]余华这样的描述实际上强调了生存的意义只在生存本身，不需要任何外在的附加意义，甚至所谓精神上的价值上的追求都不是意义本身。

在死亡的威胁下，生命本身最重要，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核心意义？这正应了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

中国民间的生存智慧，可以说部分体现在余华对“活着”状态的理解上。

在这个意义上，富贵的一生可以理解为中国底层大众的生存缩影。

中国底层大众的生活，特别是广大农村、城市贫民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字“苦”来概括；除此，中国底层百姓生活状态一直和统治层处于疏离的状态。

简单地说，中国底层百姓一直处于一种一盘散沙的状态，自给自足的边缘生存状态。

在小说开头，富贵唱道：“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3]某种程度印证了个体生存和国家权力、统治组织的疏离意味。

“边缘生存状态”意指个人处在大历史的空档中保持着自在的真实。

历史往往被理解为是由伟人、巨人、罪人这些粗大黑点和战争、革命、朝代更替这些粗壮黑线构成的大网，而无数小人物及他们的生命史被疏漏在大网的空隙处。

一般追求史诗性效果的作家也写小人物，但小人物往往变成了表现大历史运作的注脚和道具[4]。

余华反而到大历史的空档处去寻找着一种卑微而踏实的存在物，并赋予这些个体生命对抗历史幻影的能量，让他们生活在历史的边缘，把他们的个体生命史推到表现的前台。

小人物总是要从粗线条的历史大网中漏出来，他们总要避开历史滚动时产生的灼人的火花，而退到命中注定的位置囿于自我真实地活着。

《活着》中的福贵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尽管活得卑微、庸常、甚至有些凄惨，但他却活得本真、知足，活出了一种意韵幽然的人生况味。

这正是绝大多数个体生命所共同面临的境况，也是余华表现的兴奋点。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说:“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5]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在《活着》中记录的是一出虽不悲壮却又动人的人生历史剧，不仅仅指向上一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是我们甚至几代人活下去的自画像和自我反思教材。

《活着》虽然讲述的是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然而在苦难中生存的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泯灭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去追求-份安宁和谐的心境。

人们在艰难的生存中表现出惊人的承受力和舒展弹力，以一种豁达的心态活着。

活得执着，这或许就是中华民族幸存的希望。

三、孤独个体的承担与希望富贵的人生除了可以看做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的缩影，看做对整个历史中挣扎辗转的中国命运的指涉，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孤独个体在死亡威迫与苦难历程中的承担与希望的问题。

《活着》中的苦难直接指向死亡。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基本的恐惧。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

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

在《活着》里，我们看到一种生死无常的临界状态，余华在小说《活着》文本中有组织地编织往来生王俊忠《活着》：孤独个体的承担与希望75安阳工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9年死间的话题，主要人物(如：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总是一个个相继消解在难逃的劫数里。

他通过对死亡的精微刻写，从而激活了对尘世归宿的多重想象，由此表达出活着的实在与荒谬；人被孤立无援地抛到尘界，注定了要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与重，轻重的力度对生者都会压出一种巨大的困惑感来，在困惑面前，个体生命放弃了探究性的思考，自身也融入了谜团之中。

生和死都不是解谜的方式，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一种胶着状态，在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者与死者同在，因为死者的影子总是缠住生者不放，并随时以邀请的姿态对生者作出暗示；而生者由于死者的陪衬、牵连和暗示，已经常常把生界和死界混合起来感受了，且看其人物在“语言的暴力”下如何死去：在《活着》里，“我”爹被活活气死，龙二阴错阳差成了替死鬼，有庆输血时被抽空而死，家珍得了软骨病安然而死，凤霞生产时大出血而死，二喜被水泥压死，至于战争上的死亡事件却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平凡而集中，成千上万的伤兵在雪地里被冻死……。

《活着》中这种不厌其烦地罗列多种形式的死亡事件就是为了更好地证明生者的活着状态：人生是生死之间的徘徊，分不出终点和起点，辨不出阴阳两界的森然壁垒。

虽然，“死的观点和恐惧,比任何事物都更剧烈地折磨着人这种动物,死是人各种活动的主要动力。

”[6]然而，对生之意义的质疑使人在生死之间徘徊胶着，无法确认当下的归属。

本来，人类是有信仰的一个群体，但是“人类在世纪末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境地，他对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里那种自信了。

或者说，历史上许多残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人类在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守护时，是有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野蛮和为所欲为的。

”[7]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余华《活着》对富贵晚年生活的描画具有清醒理智的哲理意味：生者从虚无（无信仰的迷失）的囚笼开始踏上结实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