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转嫁2012年06月11日 17:19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天潘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贫困是相对于发展而言的，什么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我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做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

从理论渊源来说，它是从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

世界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形成的。

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二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呢？从原来的列强纷争，经济学上可以叫多次博弈，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双寡头控制，重新按双寡头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双寡头都在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中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经济体是美国，它的庞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了战后对西欧和日本，两条线的产业转移。

而这个产业转移，不是后来对日本的雁阵转移。

早期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装备输出。

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生产能力之后，苏联也是两条战线的输出，一条战线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蒙古等。

这个两翼，就是美国向西欧、日本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输出。

这个输出过程本身是新的地缘格局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有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在没有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的状况。

重工业有一个特点，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且是劳动排斥的。

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还没有发展轻工业，先发展重工业，会发生什么？于是当中国刚进入“一五”计划时，就发生了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它是重工业打头。

再加上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了一些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不再给予援助性投资了，所以经济发展停摆。

二战之后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的产业转移基本完成，西欧和日本战后复兴，在60年代到70年代，原来被摧毁的工业基本上恢复了。

苏联的转移，对东欧相对顺畅，因为它占领了东欧。

麻烦在于对中国的转移。

中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的完整。

1955年，中国人开始提出全盘苏化对中国维持完整国家主权有影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当时有30多个部委的专家和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改除全盘苏化。

中苏之间尚在蜜月期，中国人就有了这种讨论。

1956年苏共20大，两党之间开始发生问题，接着中国要按照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收回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

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后来出现很严重的投资不足和债务危机等。

当中国人试图改除全盘苏化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当重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甚至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中国想改变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乃至于已经被知识分子们看成看家本事的意识形态，能改吗？60年代为什么出现很多政治的复杂情况？这个调整是痛苦的，代价巨大。

农业集体化向工业化贡献剩余中国经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反映了几千年农民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

西方的任何理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对中国都不适用。

占人口88%的农民成了小土地所有者。

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过度分散，是一盘散沙。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造。

我喜欢做国别比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个国家做调查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原住民大国，它所充满的内部矛盾，并非当代形成，而是历史延续而成。

它遇到当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么多的人口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状况下，中国要进行工业化，交易费用奇高。

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讲，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

由于成本过高，无法跟大量的小农交易，因此中国开始农业集体化，用集体化解决政府为了工业化而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矛盾。

集体化建设起来以后，因为搞工业化粮食跟不上，陈云主张搞统购统销。

面对那么多农民无法交易，于是毛泽东发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农民都进入初级社。

毛泽东称之为从“满头乱发没法抓”到“编成辫子就好抓”，通过建立组织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1955年中国已经成规模生产拖拉机，但七八十户农民的初级社用不起履带式拖拉机，造成浪费。

于是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请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层次，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机。

于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其真实内涵是集体化+机械化。

没有以乡为单位进行规模经营，就没有机械化的出路。

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背景。

所以集体化是以很平和的形式，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

拖拉机厂之所以关不掉是因为拖拉机厂还造坦克，要搞国防。

这就是一个选择了。

周边许多敌对势力，必须生产坦克，还必须把生产成本打到拖拉机里去。

所以拖拉机一定是高价。

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当年矛盾就是这么复杂。

薄一波在80年代写了两本《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其中写道，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

因此，农业集体化并非集体化自身的错误。

第一，集体化是为了服务工业化建立的；第二，集体化有利于工业化提取积累。

因此，集体化的不经济乃是国家为了工业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

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太多的剩余。

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退休的荣誉教授袁瑞珍在研究中提出，整个集体化时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

与另外一个数据对比，到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和分析，1949年，在小农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代表整个中国人民最大多数根本利益的是，只有发展重工业化才能保证基本的主权安全。

发展工业化就要原始积累，就要提取剩余。

剩余从哪来？当时只能从农业来。

原始积累完成后，1980年后，中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它是一个资本的结构调整和资本的结构性扩张。

这个阶段，由于资本扩张，产生资本递出效益，于是整个社会收入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

新寓言：奥巴马-金正恩难题我有一个说法叫奥巴马-金正恩难题，从前叫金正日-奥巴马难题。

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对立，他们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

这就是现代化的代价。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现在，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困程度越严重。

经济现代化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

以美国为例，它现在的制造业只有11%左右，农业只有2%左右，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80%以上，拥有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

可是美国的贫富差别很大，基尼系数高于我们。

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虚拟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最近四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占领华尔街”等运动。

这些运动代表的就是大量失业人员的呼声。

因为美国大量增发货币来救市，扩张信用政策，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

因为它的经济结构中85%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政府信用只能进这个85%的行业，而这个行业吸纳就业极少，大多数人不会在金融领域中去“玩吹泡泡游戏”。

因为它不能把新增的信用，创造出货币信用、债务信用等，用于发展实体经济，所以它不能更多地吸纳就业。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在金日成时代，朝鲜的经济结构、城市化结构都比我们要现代得多。

它在1989年，就已经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380多公斤；就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接近900美元，当年我们才800美元，它比我们超前100美元；实现了城市化率70%，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得多。

农村中有6万台套拖拉机，完全是规模经济，机械化比我们早实现得多。

接着，我为什么说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呢？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经互会不能运作，换货贸易垮了。

原来朝鲜拿苹果、新鲜蔬菜等换取苏联的石油，苏联解体之后，石油来源被切断，大量拖拉机不能运作。

当年年末，就有1/3的拖拉机不能运作，大量的耕地抛荒，1993年没收成，大量人口陷入饥饿。

只要石油没了，石油农业就完了。

有人主张朝鲜学习中国，搞家庭承包。

但我去朝鲜做农业政策顾问，调查发现，这个建议不可取。

中国大包干的时候，是80%农民，20%城里人，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

那个时候我们没机械化，靠手工劳作，养活了。

国家只要提高粮价，农民就少吃一口，多收几斗。

我们大包干的时候提粮价提了49%，农民是多赚点钱，宁可勒着裤腰带少吃两口，让城里人吃饱。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很容易，因为我们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

让朝鲜3个农民养活7个城里人，靠手工劳动，客观上不可能。

它现在是大规模鼓励城市人口返乡劳动。

但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之后，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劳动吗？正是因为朝鲜超前现代化，一旦支撑现代化的石油没了，现代化就垮了，只好用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政策维持生存。

这就是今天朝鲜的现状。

城市周期性危机把代价转嫁给乡村现代化是高成本的过程，需要集中资本。

资本与风险是同步等量的。

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关注制度成本。

城市化是集中资本的过程，风险与资本同步集中。

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周期性爆发危机，就把代价转嫁给乡村。

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乃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

中国今天成了一个工业化大国，凭什么成的呢？凭的是大量向乡土社会转嫁了城市资本的代价，因此我们有严重的三农问题。

今天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其结果仍然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四要素大规模净流出，于是乎农村现在群体性治安事件大量发生，大量发生的原因在于加快资本的集中。

当我们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涵时，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承担代价。

这些代价是：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大规模净流出。

于是导致三农的衰败，弱势群体变成草根。

从社会角度来说，草尖离开了，农村剩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老人、妇女、孩子。

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部分贡献他的劳动剩余给资本了，在城市里。

城市人占有了劳动剩余之后，给草根回报了吗？真正最大的不公平就在于此。

二、在城市过度集中资本，就会过度集中风险。

在我将要出的《八次经济危机与软着陆》这本书中，我们做了一个经验型的归纳，我们发现只要经济危机软着陆成功，那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

凡是硬着陆，那一定是这代价转移不出去，于是砸出了改革。

改革和调整都不过是危机硬着陆在城市资本自身的结果。

资本，不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是人类制造又反过来异化人类自身的异化物，政府也是人制造的异化物，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只是服务于资本。

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政府和资本结合，甚至资本内化于政府，政府公司化，节省了政府与资本之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却强大了政府的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一起的时候，对资源作资本化占有的能力。

而资源原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成资本的过程，并甩掉制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