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与孔子中庸精神的契合
马玉红
白璧德（1865——1933）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远宗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近师英国文学家马修·阿诺德。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由于物质文明发展导致重利、贫富不均等现象，阿诺德颇以为忧。

阿诺德相信，惟有文化才是解决这种混乱的有效手段，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传统，而是“最好的思想之最完美的表达”，它是从属于任何阶级的任何个体自我修养的需要。

在一个价值失衡的年代，阿诺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渐衰落的宗教与哲学的作用，对于希腊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与光明的两种事物”的追求，是阿诺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义，阿诺德一生都在实践他的这种理想，他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是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白璧德接受了阿诺德的观点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新人文主义，其新人文主义的要旨为生活的艺术，做人的态度，即追求人生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

白璧德认为：当代所有的混乱现象，都是“自然主义”作祟所致。

所谓“自然主义”，一则是以培根为始的“科学主义”；另一则是以卢梭为首的“感情主义”或曰“浪漫主义”。

两者都不重视内心世界的修养，结果造成急功好利、放纵自我之风盛行。

白璧德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以“人的法则”代替“物的法则”，要“向内做工夫”，以培养高尚的人格，完成人性。

白璧德认为人性中善恶两种自我不断斗争，即“洞穴里的战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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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能冲动的恶的自我，不趋极端，不溺物欲，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克己”之道。

因此，他主张研究希腊古代生活状态及其思想，以养成高尚的兴趣和审美观念。

白璧德十分欣赏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提倡将孔子的思想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学者的思想相结合，甚至赞扬孔子之道优于西方人文主义。

白璧德力求“中庸之道”，他引用帕斯卡的话：“人类美德之真标识，乃其融洽各种相反之德性而全备其间之各等级之能力也。

”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能以其能力联合各种相反之德性，即兼具鹰隼与驯鸽的性格，一切合度而能圆满。

释伽牟尼也说：“一切极端悉为貊道。

”可见，中庸是一切智慧的最高境界。

白璧德认为古希腊人是最合于人文的国家，一切行事不求过度，“Nothing too much”，而且认为即使在古希腊，深明合度之律的也只是极少数人。

人文的心智就是要在“一”和“多”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

过度的自然主义和过度的超自然主义都会破坏这种平衡，完全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彻底的灭亡。

适度的法则，“中庸之道”是最高的人生法则，白璧德主张人应该在“意志”的作用下，通过“道德想象力”，以“高上之意志”制约“卑下之意志”，不求诸于外在制约力量，而在人的内心达于“内在制约”，从而“保持中和”，使人格日臻完善。

人文主义的理想为君子风度。

君子有三长：中立（克己、节制、不激不随）、敏感（反对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异）、合理（合于标准，不随心所欲，不逾矩）。

这与中国的儒家学说的中庸、仁、礼正好相当，最为接近。

白璧德的中庸思想直接承袭亚里斯多德，而亚里斯多德（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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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元前384年）提出中庸思想晚于中国的孔子。

因此白璧德十分赞赏孔子的修身立行、中庸之道。

他称赞孔子笃信天命而能克己，凭修养之功而成为伟大之人格。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在《论语·雍也》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而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一书里将中庸的思想进行了阐述。

对中庸的解释，两千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庸思想的精髓即是“中”与“和”，“中”就是天之道，“和”也即孔子所说“时中”，就是依时而行，顺应天之道，达到恰当不偏。

喜怒哀乐未发出来，自然有个不偏不倚的天之道“中”在，既发以后，喜怒哀乐之中节与否，就要依时而定，时当喜而怒，当哀而乐，或是当怒而喜，当乐而哀，便是不中节，不是“和”；时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当哀则哀，当乐则乐，便是中节，是“和”。

孔子的中也指礼，孔子视礼为立身治国之大经，但礼的执行也要符合中庸的准则，要符合中与和即中与时中，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经与权的关系，《中庸》说：“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就是要人权宜行事，灵活机变。

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但“嫂溺援之以手”是权，他认为执其两极端之中只对一半，另一半尚须知权，所以说中庸思想是灵活的，动态的，要知权达变，把握时宜，是将不偏不倚的中灵活应用而达到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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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指明君子如何修道、尽性、知天，以至于与天地参。

既然天命为性，人要对人性中诸多情欲有所节制，要加强修养，人的思想行为顺应天命而达到道。

因此《中庸》强调人之修道在于仁、义、知、勇，而且仁、义、知、勇要把握时与度的关系，要做到“无可无不可”，“无过不及”，即中庸之道，从而致中和，“与天地参”。

《中庸》按照天之道描绘出了人修养的途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圣人以下的君子贤人等要通过“自明诚”而达“自诚明”，要“明善”，“择善而固执之”，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且对学、问、思、辨、行须造其极，要“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付出百倍于人的努力，要终生积渐，奋斗不息。

总之中庸是一种境界，能致中和的人极为罕见，孟子说：“允执其中”的王者五百年出一位，孔子以为只有舜够标准，“舜其大知也与”，而孟子认为除了舜，只有孔子能做到中和。

孔子认为人若真正做到中和，便会取得伟大的成果，如《易经》中“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曾说：“世人之所谓一，又有所谓多，有能合此二者，我将追踪而膜拜之。

”“一”和“多”的综合，就是中庸，孔子正是柏拉图追踪而膜拜的人。

因此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精神有着某种深层次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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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红（1968~ ），兰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参考书目：
1、《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东渐之西潮卷）（《白璧德释人文主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2、《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英]马修•阿诺德著，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3、《卢梭与浪漫主义》，[美]欧文•白璧德著，孙宜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学庸论语》、《易经》，绍南文化编定，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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