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综述杨芳（）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

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

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

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

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

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

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

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

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

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价值时，才会做出新的选择。

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及不断的源泉。

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

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

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

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

在美国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同时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杨明东、曾繁华教授▲基金项目：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一(17—0856)◆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1．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IM 1．人民出版社，1 9723．林岗，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I1．经济研究，2000(6)中国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性研究及其评价李艳，罗小川2O世纪80年代末新制度经济学被引入中国，90年代以后，中国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更为普遍，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最强劲的一支。

学者们在解读该理论的同时还结合中国改革实践对其进行本土化的尝试。

一、经典制度变迁理论概述1．制度概念。

新旧制度经济学者对制度的解释有所不同。

旧制度经济学者凡勃伦是从非正式规则认识制度，认为制度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1](Pl39)。

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2】（P87）。

新制度经济学家从两个角度定义制度，一是从制度的规范性功能角度界定制度，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代表人物有柯武刚和史漫飞、舒尔茨、拉坦和诺斯等，其中，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人。

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P225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诺思在其另一本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制度的概念，他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

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

”【4】P5从博弈论的角度定义制度，更注重制度的起源和演化的动态性特征。

通过将经济过程类比于博弈过程，经济学家形成3种制度观，即制度是博弈的参与人、制度是博弈规则、制度是博弈的均衡。

青木昌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均衡的扼要表征制度观，他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

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

”【5】P28 2．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借助于“需求一供给”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将产权、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一起纳入了制度变迁理论体系中。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用一种制度安排替代另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动因是由于对规模经济、外部成本和收益、风险、市场等外部条件的变化引起的新的潜在利益的追求。

但是任何制度变迁都是有成本的，只有人们预期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变迁才能发生。

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个人、团体和国家，他们都是在进行成本收益对比的基础上选择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方案。

诺斯把制度变迁看作一种制度非均衡一均衡一非均衡的反复循环的过程。

所谓制度均衡是指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要的均衡点，处于制度供需均衡的制度就称为均衡制度。

但是这种均衡是暂时的，非均衡迟早都会发生。

制度非均衡也是制度变迁或变革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它包含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

为了更好地解释制度变迁中的集团行为、非理性行为以及制度变迁的动态性等问题，诺斯把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纳入了他的分析框架。

为解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差异和无效经济制度长期存在的问题，他还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了制度变迁理论。

3．经典制度变迁理论存在的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虽然解释西方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没有给制度一个确切的界定，这给使用者带来混乱和不便。

其次，没有看到制度变迁模式的多样性，而更多关注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忽视了制度变迁的强制性一面。

它重视个人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地位，强调私人产权制度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影响，推崇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决策过程，其对法制健全与产权制度的要求，削弱了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问题的解释力。

再次，对制度环境的忽视。

制度变迁仅仅涉及制度安排，而不涉及制度环境，制度环境被当作是外生的和既定的。

总之，该理论是以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缺少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现实的考量，影响了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中国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性研究结合上述问题，中国的学者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涉及以下几部分内容：1．制度概念的界定。

西方经济学家们没有给制度一个确切的界定，中国学者在解读时也没有对制度达成统一的判断和认识。

总体上，我国学者是从制度的功能角度界定制度，普遍接受的是规则制度观，把制度看成是一系列规范社会中人和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行为准则或规则，认为制度有两个层次：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

制度安排是最接近制度的一个概念，指某一特定类型活动和关系的行为准则；制度环境也是制度结构，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包括组织、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等，林毅夫、张字燕、汪丁丁、张曙光等学者均持此种观点【6】。

有些学者对制度作出了其他界定，如刘为民(2004)从博弈角度界定制度含义，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内生的或外加的博弈规则及其实施机制”。

宋智勇(2003)则是从系统论和均衡观角度给出制度的定义，认为制度是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具体的制度要素构成的一个自我维系、动态演化的系统，它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特定的功能。

制度的均衡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变量的均衡问题，而是一种结构均衡。

张旭昆(2002)、方卫华(2005)等人认为可以从制度的特点和制度分析的多层次来把握制度。

2．制度供给和制度均衡分析。

第一，制度供给分析。

相对于西方学者更多关注制度需求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学者们把视角转向制度供给。

张曙光认为相对于制度需求而言，制度供给是制度变迁得以实现的更重要的条件。

只有当新制度的社会净效益和个别潜在净效益均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效益和个别潜在净效益时，变革者才会把潜在的制度供给变成现实的制度供给，从而实行制度变革【6】（243——245）。

卢现祥分析了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

认为在一些集权和政府管制较多的国家，制度供给过剩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这是因为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供给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

【7】邓大才结合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指出在制度供给过程中要注意制度的整体供给以避免落入制度陷阱。

此外，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应交替使用和及时转换，为此，他还提出了“制度需求累增效应假说”。

【8】第二，制度均衡分析。

国内学者对制度均衡的分析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制度均衡的界定；二是从制度均衡角度论述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