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学术渊源摘要在经学与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章学诚却选择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文史校雠之路。

在时代的感召下，章学诚不可避免地选择了通过文献来寻求学问与知识。

章学诚长于神解精识，短于训诂考证，故而其治学路径为读书通大意而讲求义理。

在父亲、同乡邵廷采以及浙东学术的影响下，章学诚形成了用心文史、讲求自得、贵究立言宗旨的学术特点。

关键词：章学诚学术渊源乾嘉考据学术性情中图分类号：b249.7 文献标识码：a章学诚是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当时的学术界以考据为主流，章学诚却走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路子。

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学者对其“六经皆史”论有诸多的探索，而对于其整体学术的源自却鲜少提及。

为什么在乾嘉时代会产生章学诚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呢？本文试从章学诚整体学术渊源的角度，采用文献整理和分析综合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代学术背景从学术领域的角度来看，经学是清学的主流，史学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事实上，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经史并重，清政府又开《明史》馆，招募天下英才，因此，经学与史学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明史的修成，经学与小学的地位开始突出，“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五艺了”。

至乾隆、嘉庆年间，经学达到鼎盛，“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两百数十年间，最能体现此一中坚地位者，莫过于活跃在乾隆、嘉庆间学术舞台上的乾嘉学派”。

乾嘉时期是经学极盛的时代，与史学相比，“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以至于研究经学的人也要比研究史学的人高出一个档次。

赵翼自序《廿二史札记》云：“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

”赵氏身为史学大家，已自行低视史学，可见当时经学地位之崇高，史学地位之卑下。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清初是考据与义理并重，所谓汉宋兼采。

到了阎若璩和胡渭辨伪的时候，汉学才开始占上风。

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撰《易图明辨》，这些都使得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宋学的根基被动摇。

至乾隆、嘉庆二朝，“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达到鼎盛。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是汉学占上风的时代，学风所及，不独限于经学，整个学术界几乎均为考据学风所笼罩。

“考据”是乾嘉时期盛行的一种治学方法，其方法源于治经，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却没有局限于经学。

考证这种方法相比于经学这个领域，在当时更具有普遍性，以至于刘师培认为，用“考证学”比用“经学”更能够概括当时的学风。

乾嘉时期的史学界无例外地在考证学风的统治之下：“时至乾嘉，风气骤变，考据学风靡学界，一时史学大家，咸以考据治史学，不言近世，纵横。

若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若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其代表著作也。

于是蔚为但攻古代，利用辅助知识之广博，为古史订伪文、正误谬、补阙疑，离此则不敢有所驰骋。

声势浩荡之历史考据学派，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

以大史家章学诚之卓才宏识，大声疾呼，思有以矫正之，而丝毫不能有所动。

风气所趋，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也。

”钱、王二人由经入史，治史与治经的方法如出一辙，形成了所谓的历史考据学，这是当时史学的主流。

总之，清初之学是经史并重、汉宋兼采，讲求学术的经世致用；而乾嘉时期则是经学鼎盛，考据风行。

余英时认为，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儒学自孔子始即倡导学思不可偏废。

但是这种平衡并不易长期维持，后世各阶段的儒学发展是各有偏长，如宋明理学偏于思，清代考证偏于学；偏于学的被称为“道问学”，偏于思的被概括为“尊德性”；“尊德性”以道德修养为主，“道问学”则是指求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

龚自珍和余英时都认为清代学运为“道问学”。

章学诚的学术也是清代“道问学”中的一分子，他与戴震同为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变的代表人物。

二章学诚的学术特点如果说余英时的看法是从宏观处着眼，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章学诚的学术的确是与同时代人背道而驰的。

当时经学地位崇高，章学诚却学长于史，他曾自叙其学习经历说：“……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从别人对章学诚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章）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所学异趣。

先生学长于史，尝谓六经皆史”，“王宗炎曰：‘先生实斋地产霸材，天挺史识’”，秀水郑虎文称章学诚有良史才。

另一方面，与考据学风相对立，章学诚求知的方法是读书通大意。

他曾为自己辩解说：“《尔雅》注虫鱼，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

”为了能使自己的治学方法站得住脚，他反驳训诂学者说：“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读《易》而知寡过，读《书》而得知人安民，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读《春秋》而论其谨严名分，不待穷《说文》之偏旁，辨《广韵》之音释，与夫诸子之纷纷攻辨，而六经大意，昭如日月，虽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

”就算不精通六书小学，也能够明白六经的大意，这样的说法在朴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是极为大胆的。

章学诚在肯定了自己的治学方法后，进一步指出了小学本身并没有定论的事实，小学没有定论，难道六经就不能读了吗？或曰：……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

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意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

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

对于小学天性有所长的学者，自当以此为专门之业，而天性不以小学见长的学者则应该走粗通大意的路子，言下之意，章学诚自己即为后一类学者。

选择考据还是义理，对于章学诚来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天性。

三章学诚的学术渊源章学诚认为，自己的学业受惠于三个人：父亲、同乡邵廷采和老师朱筠。

章学诚的父亲非常推崇邵廷采，因此章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邵的文章。

从学术特点上来说，第一，章学习了邵廷采萃合“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的风格，其文史校雠之学“宗陆而不悖于朱”。

第二，学习了邵廷采有意天下之事、多发经世之论的特点。

第三，学习了其反对门户之见、做学问讲究“自家得力”的特点。

至于父亲的教诲，多在史学义理和“神解精识”一面。

老师朱筠的功劳属后起之功，主要在于古文辞的“讨论修饰”方面。

除了章学诚自己提到的这三个人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他的思想与黄宗羲有相似之处：“盈天地皆心也，变化莫测，不能不万殊。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

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

”黄宗羲说“心”万变而不同，章学诚说“人心不同如面”；黄宗羲说“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章学诚说治学要有“独见”和“独断”；黄宗羲说“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章学诚说“学贵自得”、“学在自立”；黄宗羲说“美厥灵根”，章学诚说“学本性情”。

黄宗羲与邵廷采亦师亦友，二人的思想自有相通之处，章学诚自认学问功底出于邵廷采，章与黄有着一致的思想也当在情理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章学诚把自己的学术溯源至黄宗羲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章学诚持有与黄宗羲相似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看作当地浙东学派的一员，但事实上，他很少引用黄宗羲和其他浙东学派成员的文字，以至于倪德卫对他的陈述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实际上将浙东学派的著名人物扔到了一边。

故而倪德卫认为，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认同是一种晚年的追认。

虽然对章学诚的浙东学派之说不能看得过于严格，但余英时和倪德卫都承认浙东学术风气对章学诚存在着影响。

倪德卫认为，章学诚肯定从自己家乡的学术风气中受益良多，但是却起着“形成一种思想气候而不是一种隐秘的思想吸引的作用”。

余英时同意倪德卫的看法，认为学者论及“浙东学派”，都把它理解为一种大体上共同的治学精神，与倪所用的“影响”一词意思相近。

章学诚的学术固然与以上诸人以及浙东的地域影响渊源颇深，但更重要的则是他的个人性情与资质。

章倡言“学本性情”，这与其个人的从学经历是分不开的。

从学术领域来说，章学诚“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能领会”，这说明他并不是不读经书，而是不能领会经书，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这一切，除了天性和资质以外，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至于读书的方法，他认为自己的性情是“高明有余”而“沉潜不足”，故而治学走的是读书通大意和注重神解精识的路子。

章学诚并不是一定要与时趋作对，故意不走“训诂考质”的方向，而是因为这恰好是他的短处，他很难走通这条路。

章学诚的学术和考据学也有着相通之处，这是时代给予他的东西。

章学诚与考据学不但都寻求着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而且都是经由文献来寻求的，这一点首先是由一位日本学者指出来的：“在产生出顾炎武、阎若璩、戴震这些优秀考证学者的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之下，而像宋儒曾经所做的那样，不以经书或相当于经书的典籍的文献理解为媒介，直接赤裸裸地陈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断论，在章学诚那里是不能被容许的。

”章学诚的文史校雠和戴震等人的经学训诂都是以文献为媒介的，只不过一个读的是文史（章认为经也是史），另一个读的是经典。

当然，二者读文献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章是通晓大意，辨析源流；考据学者是训诂文字，考辨名物。

四结语章学诚以个人的“高明”性情为基础，遥接清初黄宗羲、邵廷采不分门户、讲求自得、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受其父启发，注重神解精识，贵究立言宗旨；同时，在实证精神的感召之下，反对空言思辨，注重通过文献来寻求实实在在的学问，终于成就了自己的文史之学。

章学诚的天赋性情固然是其学术的基础，他人以及地域的影响也给了章学诚学术的趋向。

但时代的土壤依然是致命的，在章学诚的年代，人们追求的是书本上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不管章学诚的性情多么“高明”，他的义理都是在文献的基础上讲的。

章学诚的学术看起来与当时的风尚相背，但事实上却深深扎根于时代的“知识”土壤之中，是优秀的乾嘉之子之一，他是以自己独特的与考据学者不同的方式加入到知识的行列中来的。

考据有着共同的规范与原则，因而考据的知识是以大家共同认可的面目出现的；章学诚的知识是以“独见”和“独断”的面目出现的。

章学诚和考据学者们也都要通过知识来明“道”，但章学诚通过文史知识来明“道”，而经学家们通过经典知识来明“道”，这是因为经学家们认为“道在六经”，而章学诚认为“道”不在文史之外。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科专项，项目编号：11jk0233。

参考文献：[1]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2]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