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华盛顿—巴黎1918～1919美国最优秀的总统是谁？1962年，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通过投票评选，为美国历屈总统作出一个排名榜，结果是：第一名林肯、第二名华盛顿、第三名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名威尔逊【注1】。

前三位美国总统可谓妇孺皆知；而名列第四的威尔逊总统却不是人人都知道他在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威尔逊的政治生命是在失败的氛围中结束。

然而美国人民并没有将他忘却，因为是他领导美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末。

在美国。

人们评价威尔逊，主要不是着眼于他是一位教育家，也不着眼于他在国内推行“新自由”政策，而是看重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谋求美国领导地位所作的努力。

威尔逊事业的顶峰是他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远渡重洋，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

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美国政治传统下，实属罕见。

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缔结《巴黎和约》的基础，并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以保障人类的永久和平。

他的这些政治理想举世瞩目。

在饱经战争苦难的欧洲人眼中，威尔逊不啻是一位“救世主”。

可是，威尔逊的梦想并未实现。

领导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斯福总统“十分钦佩威尔逊的梦想，但是他把威尔逊的失败归因于威尔逊把梦想当成了现实”【注2】。

同样，也有不少人把威尔逊称为“堂·吉诃德”【注3】。

西班牙小说中的堂·吉诃德耽于幻想、不切实际，最终碰得头破血流，但他毕竟初衷善良。

在茨威格看来，威尔逊也是如此。

——译者题记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乔治·华盛顿”号军舰正向欧洲海岸驶去。

军舰上乘坐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注4】。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亿万民众怀着如此巨大的希望和信任，期盼着一艘船、期盼着一个人【注5】。

欧洲各国互相怒气冲冲地已打了四年仗【注6】，互相用机构和大炮、用火焰喷射器和毒气杀戮了千百万自己国家最优秀、最朝气蓬勃的青年。

在四年时间里，这些欧洲国家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无非是相互的仇恨和诋毁。

然而，所有这些煽动起来的激昂情绪并未能够让人们听不见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声音：自己的国家所做和所说的全部违背天理，玷辱了我们这个世纪。

所有这些亿万民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感觉：人类重又倒退的野蛮的未开化和以为早已远去的世纪之中。

这时候，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声音【注7】从另一个大洲——美洲越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传到欧洲，这声音清楚地要求：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永远不要再有争执。

永远不要再有那种旧的秘密外交【注8】——这种外交把各国人民在自己不明真相和不愿意的情况下驱赶着去当炮灰；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建立一种在臣民们同意的基础上并得到期类的组织的舆论支持的法治。

”令人诧异的是：在所有的国家，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都立刻听明白了他的声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昨天还是一场为了争夺接壤的土地、为了边疆的划分、为了争夺原料、、矿山和油田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无谓争吵——突然获得了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似的意义：这场战争之后将是永久的和平，将是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注9】之国。

这么一说，千百万人的鲜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难，好像就是为了换来这样的苦难永远不会再降临人间。

千百万民众怀着绝对的信任，热烈响应威尔逊的呼声；人们都说，他——威尔逊将会使战胜国和战败国达成和解，从而缔造公正的和平。

人们都说，他——威尔逊是另一个摩西【注10】，他会使迷途中的世界各国一起同坐在新的国际联盟【注11】的会议桌旁。

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在几个星期之内成了一种犹如宗教一般的力量——犹如救世主一般的力量。

人们用他的名字给街道、建筑物和子女起名。

每一个觉得自己处于苦难之中或者感到自己吃了亏和受到歧视的民族，都派代表到他这里来；成千上万写着各种建议、祈求、恳请的信函和电报从五大洲涌来，堆积如山。

装满信函和电报的好几个箱子还被除数送到这艘正在驶向欧洲的军舰上来呢。

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一致要求威尔逊作为他们这次最后争执的仲裁者，使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得以实现。

威尔逊无法抗拒这样的声音。

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他不要亲自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注12】。

他们说，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宁可从远处领导谈判。

但是伍德罗·威尔逊没有被说服。

他觉得，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样一个最为显贵的职位，如果和要求他去完成的使命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他说，他不愿意只为一个国家效劳，只为一个大洲——美洲效劳，而要为全人类效劳；他并不仅仅只为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效劳，而要为更美好的未来效劳；他不愿意心胸狭隘地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害关系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凝聚力，而只会产生离心力”，而他愿意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他觉得，他必须自己小心翼翼地守望着：不让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再次煸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因为人类的和解意味着为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的险恶职业敲响了丧钟。

他必须亲自充当担保人，保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的领袖的意志迫使与会代表说什么样的话，而且在这一次媾和会议——人类的最后一次和最终决定一切的和会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开诚布公地说。

威尔逊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站在“乔治·华盛顿”号军舰的甲板上，凝望着在雾霭中出现的欧洲海岸——它显得模模糊糊和游移不定，恰似他自己关于未来各国人民和睦友受的梦想一般。

他挺直地站立着，身材魁梧、面容坚毅，戴着眼镜的双眼散射出锐利而又清澈的目光，微微突出的英美人【注13】的下巴，但丰满的双唇却紧紧地闭着。

他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注14】，因而在他身上就有长老会教士的那种严肃和狭隘。

在长老会的教士们看来，世间唯有一种真理，而且他们肯定：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一种真理。

他在自己的血液中既有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们的无比热忱，也有加尔文教徒信仰的奋斗精神——是这种信仰把一种要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使命赋予给了威尔逊这样一位领袖和导师【注15】。

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被视为异端而遇难的基督徒【注16】宁愿为自己的信仰而受火刑也丝毫不离开圣经——这样的执著一直在他身上起作用。

在他——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学者看来，“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是冷漠的字眼；这些字眼对他的父辈来说是《福音》书中的训道，对他来说也不是空洞抽象的思想概念，而是他决心逐一去捍卫的宗教信条，就像他的祖先捍卫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一样。

他已进行过许多斗争，但是这一次的斗争将是一次决定性的斗争。

——当他凝望着欧洲陆地在自己的视线中显得愈来愈明朗时，他油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但当他想到，“如果我们能够意见一致，我们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斗争；如果我们不得不互相争执，我们也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斗争。

”这时候他不知不觉地绷紧了脸。

不过，从他眺望远处的目光中所流露出来的严肃神情很快就渐渐消失了。

布雷斯特【注17】海港的礼炮和旗帜正在欢迎他呢，不过这仅仅是按照规定向这位盟国的总统表示敬意而已，而此后从岸上向他迎来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他觉得，那绝不是事先安排的有组织的迎接，不是预先约好的欢呼，而是全体民众火药一般热情的流露。

威尔逊乘坐的列车所经之处——从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小村落、每一幢房子，都会有人向他挥舞旗帜——宛如希望的火焰。

千万只手向他伸来，在他周围人声鼎沸。

而当他乘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注18】驶入巴黎时，夹道欢迎的人群更是涌动如潮。

巴黎人民、法国人民是远在欧洲的各国人民的象征。

他们叫喊，他们欢呼，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

威尔逊的面容显得愈来愈轻松，一种感到欣喜、几乎是陶醉一般的、无拘无束的微笑显露出他的牙齿。

他向左右两边挥动着礼帽，好像他要向所有的人致意、向全世界致意。

是呀，他做得对，他亲自来了，因为只有灵活的意志能够战胜死板的规则。

难道人们就不能够、就不应该为了千秋万代和为了所的人创造一座如此欣喜若狂的城市、创造一个如此充满希望的人类世界吗？还有一夜的休息【注19】，然后在明天就要立刻开始给全世界以和平——世界梦想了千百年的和平，从而完成最伟大的业绩——这是每一个世上的人完成的业绩呀。

在法国政府为威尔逊安排下榻的宫殿前，在法国外交部的走廊里，在美国代表团的总部——克里荣大饭店【注20】前，拥挤着急不可待的新闻记者——光是这一群人就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光是北美就来了150名记者；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派出自己的记者。

而这些记者都要求得到参加所有会议的许可。

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和会已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承诺“完全公开”。

记者们听说，这一次会议不会有任何秘密会议或秘密协议。

“十四点原则”的第一点就清清楚楚地写着：“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缔结后不得有任何种类的秘密的国际谅解，而外交也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率地进行。

”【注21】听说，秘密条约的瘟疫——它比其他所有的瘟疫吞噬了更多的生命——将要被威尔逊的“公开外交”的新的免疫血清彻底消灭呢。

然而，使这些满腔热情的记者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他们遇到的是令人难堪的搪塞。

他们被告知：所有的记者肯定都会被准许参加大的会议，并且被准许将这些公开的会议的记录——实际上是把各种紧张交锋已做了消毒处理的会议记录——向全世界报道。

但是，会议开始之初还不能向记者们提供任何消息，因为首先必须把谈判的程序确定下来【注22】。

失望的记者们不由得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完全一致。

其实，发布消息的官员们并没有完全说假话。

关于谈判程序，威尔逊在“四巨头”【注23】的第一次磋商中就立刻感觉到协约国中其他国家的抵制：他们不愿意把一切谈判都公开，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在所有参战国的文件柜和公文包里都放着秘密条约呢。

——这些秘密条约均在事先做出保证：每个国家应该得到的自己那一部分利益和自己的战利品。

既然是肮脏的私下交易，他们当然只想遮遮掩掩地干嘛。

为了不至于使巴黎和会从一开始就秽闻远扬，有些事情就不得不先闭门磋商和解决。

不过，不仅有会议程序方面的分岐，而且还有更深层的分岐哩。

其实，阵营一清二楚，以美国为一方，以欧洲国家为另一方，美国清楚地代表左派立场，欧洲国家清楚地代表右派立场。

原来，在这次巴黎和会上要缔结的不是一种和平，而是两种和平——缔结两利完全不同的和平条约。

一种和平是一时的和、眼前的和平——将是与已经放下武器的战败国德国结束战争的和平；同时还有另一种和平，即永久的和平——将是使任何未来的战争永远成为不可能的和平。

一方面是根据旧的强硬方式的和平、另一方面是新的和平——威尔逊提出的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所缔结的和平。

这两种和平，究竟哪一种应该首先谈判呢？在这个问题上，两种看法针锋相对。

威尔逊对一时的和平不太感兴趣。

他认为，确定边界、偿还战争赔款，应该由专家们和专门委员会在“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