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职称英语等级考试用书（理工类）新增文章参考译文第四部分阅读理解第三篇公民科学家理解大自然对气候变化有怎样的反应需要监视世界各个角落的关键生命周期事件——花开、叶子的出现、第一只青蛙叫出春天的到来。

但是生态学家不可能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他们向非科学家求助，这些非科学家有时也被称作公民科学家。

气象科学家不可能足迹遍及天下。

因为在世界上有如此多的地方，没有足够的科学家来观察它们。

所以他们请求你来帮助观察全世界气候变化的迹象。

公民科学家运动鼓励普通人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观察某一个特定的方面——鸟儿、树木、花开等等——并把他们的观察结果发送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来供专业科学家研究。

这有助于数量有限的科学家得到如果只靠他们自己根本收集不到的巨大数据。

就像公民记者帮助报道传统新闻报道方式所忽略的小型社区的相关信息一样，公民科学家也对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很熟悉。

所需要的就是每天或每周留出几分钟来搜集数据并发送过来。

一群科学家和教育家在去年发起了一个叫做纽约国家物候学的组织。

“物候学”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在自然中研究每个事件的时间。

其中一个小组的首要尝试就是依靠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来收集关于每年植物开花和长叶子的数据。

这一项目叫做花季追踪计划，它收集遍布美国的各种各样的植物生长周期的数据。

参与这一项目的人们——这一计划对所有人开放——把他们的观察记录在花季追踪计划网站上。

“人们不需要是植物学家——他们仅仅需要环视四周看看周围有什么。

”JenniferSchwartz说，她是这项计划的教育顾问。

“通过收集数据，我们就能够估算出气候变化对植物和生物群落会有怎样的影响。

”第六篇北极冰山融化地球的北极和南极都以冰冷闻名。

但是，去年北冰洋上的冰含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

正常情况下，每年冬天在北极附近的北冰洋开始结冰，并在夏天缩减。

但是多年以来，在夏天结束时冰的含量在下降。

自从1979年以来，每l0年在夏季末的冰覆盖量都下降11.4％。

在1981到2000年之间，北极冰的厚度下降了22％——变成了l.13米这么薄。

去年，北极的冰雪覆盖达到了最薄的程度。

在2007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冰层已经缩减到只覆盖四百二十万平方公里。

这比那年的平均覆盖面积少38％，比两年前最低记录少23％。

这个持续的趋势令科学家们万分担忧。

冰雪融化有许多原因，话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海洋学家张金伦说，有许多原因导致了冰层融化。

极不寻常的强风去年刮过大西洋，风把大西洋中部的冰散去，留下大面积的薄冰和没有冰覆盖的海面。

科学家们还怀疑在大西洋上空有比过去越来越少的云层。

晴朗的天空使更多的阳光照射大西洋。

升高的温度使水和空气都变温暖。

在去年大西洋的部分海域，表面温度比平均温度高3.5摄氏度，比历史最高点还高l.5摄氏度。

由于空气和水都变暖，冰从上面和下面都开始融化。

在波弗特海的部分海域，阿拉斯加的北部和加拿大的西部，夏天开始时冰的厚度为3.3米，但到了季末仅仅为50厘米。

新的测量表明，情况远远比科学家们仅仅从表面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的地球物理学家Donald K．Perovich说。

一些科学家担心北极已经深陷变热的趋势不能恢复。

第三十三篇专家呼吁局部和区域控制放射性废物地点撤消内华达州尤卡山作为一个潜在的核废物处置库重新开启了关于怎么和往哪里处理乏核燃料和高放核废物的讨论。

在七月十日的科学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学家Rodney Ewin9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核物理学家Frank von Hippel指出，虽然联邦局可以制定核设施标准和颁发许可证，但是当地社区和州应该在选址问题上有最后的决定权。

作者提议发展多种多样的场地以便能够服务那些核反应所在的地方。

“主要的目的……就是给美国在公开的场地和设计程序上提供多重选择和更多的公众参与，也需要各地区和州的同意。

”作者写道。

Ewing and von Hippel也分析了为什么尤卡山在1987年被美国国会选为长期存放核废物的地点，却在三十年之后的争议下被束之高阁。

原因包括这个地方的地址问题、管理问题、环境保护局标准的变化、不可靠的资金和在做决定时没有使地方社区参与进来。

以后，我们应该把安放存储设备的地点转到这个国家的东北、东南、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并且处于该特定地区的州应该负责制定方案来适应当地特定的环境。

尤卡山存在的远距离运输核废物问题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暂时存储和地质处理点都离反应装置很近。

“这个地区的方法应该和目前欧洲的方法很像，在那里，乏核燃料和高(强度)放(射性)核废物都要从大约150个核反应装置和再处理的工厂转移到各种不同岩层中的地质处景库中。

”Rodney Ewing说，他写了大量关于核废物对环境的影响的文章，而且分析了这个受争议的尤卡山核废料库的安全评价标准。

第三十八篇蚂蚁的死亡当一只蚂蚁死后，其余的蚂蚁就会把这只死亡的蚂蚁拖出洞。

这一行为极大地吸引了科学家，他们奇怪蚂蚁怎么确认——并以如此快的速度——另一只蚂蚁死了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Dong—Hwan Choe发现：阿根廷蚂蚁在它们的身体外部有一种化学成分信号告诉其他的蚂蚁“我已经死了——把我带走。

”然而，Choe又有了新的出乎意料的发现。

这些蚂蚁有点像靠巫术起死回生的僵尸。

Choe说，活着的蚂蚁——不仅仅是死的——都有这种死亡化学成分。

换句话说，当一只蚂蚁在四处爬行，或许在野餐或是在洞中，也在告诉其他的蚂蚁它已经死了。

是什么阻止蚂蚁运走活着的蚂蚁呢?Choe发现阿根廷蚂蚁在它们身体上有两种额外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告诉附近的蚂蚁，“等等——我还没死呢。

”因此Choe的研究发现在蚂蚁体内有两种化学信号：一个说：“我已经死了”，另一个说：“我还没死呢。

”其他的科学家也试图弄明白蚂蚁是怎样知道另一只蚂蚁死了的。

如果一只蚂蚁被弄成晕迷状态，其他的蚂蚁会不管它，直到它自己醒来。

也就是说蚂蚁知道不动的蚂蚁也能是活着的。

Choe怀疑当阿根廷蚂蚁死亡后，那个说“等等——我还没死”的化学成分很快就消失了。

一旦那个化学成分消失了，就只留下“我已经死了”的化学成分。

“因为死亡的蚂蚁闻起来不再像活蚂蚁，所以被抬到墓地，而不是因为死蚂蚁死后释放出一种新的、独特的化学气味，”Choe说。

当其它的蚂蚁发现没有“未死”的“死亡”化学成分时，它们就把那个身体拖走了。

这是Choe的假设。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Choe和他的小组在阿根廷蚂蚁和蛹上放了不同的化学成分。

当科学家用这个“我已经死亡”的化学成分时，其它的蚂蚁会快速地把这个蛹拖走。

当科学家们用“等等——我还没死”的化学成分时，其它的蚂蚁就会对那个蛹视而不见。

Choe相信这一行为表示这“我还没死”的化学成分优先于“我已经死亡”的化学成分。

并且当一只蚂蚁死后，这个“我还没死”的化学成分就消失了。

其他附近的蚂蚁就会发现留下的“死亡”化学成分并把死蚂蚁拖走。

第四十六篇宇宙中的第一颗星是怎样形成的研究人员相信我们的宇宙是随着l30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开始的，在那个事件后不久，物质开始以微小灰尘谷物和气体的形式存在。

第一颗星是怎样从这灰尘和气体中形成一直是一个最吸引人的问题，但是最新的电脑模拟能够提供最细节的图片，告诉宇宙中的第一颗星是怎样形成的。

早期的宇宙构成和当今的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控制早期宇宙的物理学知识也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简单。

Naoki Yoshida博士和他的同事在日本和美国合作了早期宇宙的条件，有时被称作“宇宙黑色年代“，来模仿一个天文学物质的形成并最终放射出光线射人这个黑暗。

结果就是一个详细的关于原恒星行程的描述——我们宇宙中最早阶段的巨大的原始星星——研究者的电脑模仿还为未来研究星系行程过程制定标准。

这个关于第一颗星是怎样形成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形成和最终的爆炸都为后来的星系的形成提供线索。

根据他们的模仿，重力作用在物质、气体和大爆炸之后的神秘的宇宙“黑色物质”的微小浓缩变体，是为了形成星系的最初阶段——一颗原初星仅仅占我们太阳的百分之一。

这一模仿展示了前星体云怎样在早期宇宙这么简单的物理条件下形成的。

Yoshida博士的模仿也展示了原初星不仅仅在星系的后一代，而且在大爆炸很快就能够进化成巨大的星体，能够承载大重量的合成元素。

“这个总的星系形成，和比较星球物质怎样在宇宙的不同的时间和地区形成的能力，将会最终允许探究生命和星球的起源。

”Lars Hemquist说，哈佛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随着星星的增长宇宙中的物质也随之增长，”他说，“而且星系的形成和破坏能够持续的把这些原初物质扩散到宇宙。

因此当你设想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原初物质实际上已经在数年前的星系中间的核反应中形成了。

”他们对于原初星在早期宇宙形成的模仿意味着是一个迈入研究整个原始的星系的形成和预测第一批星系质量研究的关键性一步。

为了未来的计算和模仿需要越来越多的功能强大的计算机，越来越多的物理数据，和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研究者们希望最终能够把这个模仿做到一开始核反应的状态——也就是一个星球物质怎样变成一颗真正的星。

第五十篇手机增加交通行人死亡手机在路上有多种多样的危险。

两个新的研究表明，不管开车还是步行时打手机，都会增加行人、司机和乘客死亡的危险，所以该研究建议严厉限制行人和司机使用手机。

这是一项第一作者为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的经济学教授Peter D．Loeb的新研究成果，它把手机的意外致命的影响和大量手机使用数量联系起来，表明目前由于手机所引起的死亡数目有所增加，而在此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手机事实上能够帮助降低行人和交通致命率。

但研究发现，当手机使用人数达到1亿这个临界数量时，手机降低交通致命率的作用就消失了。

这些研究涉及到从l975年到2002年间的手机使用和机动车辆事故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包括车速、酒精消耗、安全带的使用和行驶的里数等其它方面。

这些研究表明甚至当考虑比如速度、酒精消耗和安全带的使用这些因素时，二者之间的关联也是真实存在的。

在目前，Loeb和他的合著者决定手机的使用“在行人安全上有严重的反作用”并且“手机的使用数量已经超过了临界数量也增加了机动车辆的致命性。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一段时间，在手机使用数量达到大爆炸之前，手机的使用确实在交通事故中起到过“保护生命的作用”。

“当发生交通意外时，手机使用者能够快速地打电话寻求医疗帮助，这种快速的医学求救反应确实能在一定时间内减少一定数量的事故死亡”，Loeb假设。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手机开始被使用时并不是这样，在那时手机在行人、司机和乘客间造成了“致命的效果。

”在早些日子里，那时有不到一百万部手机，致命率增加了，Loeb说，因为司机和行人或许在那时还在适应怎样使用它们，还没有足够的手机能够在事故中呼叫帮助，他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