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4期 咸 宁 学 院 学 报 V o l.30,N o.4 2010年4月 J o u r n a l o f X i a n n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A p r.2010文章编号:1006-5342(2010)04-0064-03文本细读: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研究＊刘桂兰(咸宁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摘 要:文本细读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方法论,提倡对文本从词藻、修辞、结构、叙事作多方位的体察和辨别,以澄清对原文本的创作及文体主旨的理解和欣赏,这一方法在评价翻译作品时同样具有建构价值。
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注重内部研究,而翻译批评的文本细读重在外部关联研究,不管是文学批评还是翻译批评,文本细读都不失为一种必经的恒久之路。
关键词:文本细读;文学理论;翻译批评;叙事学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文本细读(C l o s eR e a d i n g)是文学批评方法之一,这一术语最早由20世纪30至60年代英美新批评文学流派提出来,它对西方文学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细读”,顾名思义指审慎、仔细地研读文本,分析研究作品的词法、章法、修辞和意象等。
文本细读批评就是从词语、词义及其上下文关系中把握和解释原文及意义,从而阐释作品的结构和主题,即通过形式注解内容,品析每一个词语的选择和搭配,挖掘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隐呈程度不等的意象组织等等(鲍昌,316)。
按照新批评的观点,文本是一个封闭的内在结构,一个自在的客体,文本自身包含一个完整的创作境界或世界,还隐含作者的理想的期待视界。
它是作者的主体期待、读者的主体期待、文本世界三者的融合冲突的过程。
读者通过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寻找暗示从而谋求理解文本和文本结构的意义。
文学文本经过读者细致的分析,逐次现出一部作品的总体艺术价值。
文学文本的具体细读可从声音层面、意义单元、意象和隐喻、象征和象征系统等这四个层面进行:读者在阅读文学文本时,通过字句段章的阅读体味和分析,了解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情节、主题、叙事方式、作者风格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文本的意义,最终达到深入接近文本,探求文本的潜层内质。
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和批评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
任何形式的文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细致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上,只有对文本进行了真正、充分和扎实的语言和审美性的细读分析,还原和挖掘出它们各种复杂的蕴意,才能在此基础上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批评和观照。
“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精深细密的文本细读是一切形式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起点和立足点。
”(徐克瑜,125)回顾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可以看到文本细读的根本作用:自古希腊以来文本细读是西方经典阅读的主导方式;柏拉图用细读批评方式写就西方文评史上经典的对话式文评《斐德若篇》;英国印象主义批评家哈兹列特、佩特和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论著也多属分析说理性的文本细读;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派把文本细读推向极致,形成一套成熟的“内部研究”的规范和思路:由阅读确认作者的用意或旨趣,抽取文本例证加以阐明推导结论,论证遵循始、叙、证、辨、结的逻辑过程,把感性文本阅读经验提升为理性文学批评观念。
可见,文本细读的任务是揭示出隐含在作品里的作者的真正动机,把作品的艺术内涵充分地显现出来。
其途径是通过直面文本进行阅读、深入分析文本技巧、寻找文本中的题旨要义以及原型结构(陈思和,113-116)。
文本细读既是方法,也是一种能力,它有助于阅读文学作名,帮助读者透过文字或者文学意象,达到作品所隐蔽的精髓之地。
因此,文本本体及细读法的强调和再发展是进行文学研究和批评必不可少的策略和方法。
二、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从文体学研究到叙事学研究文学文体学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
语言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是一种有组织的符号结构,其意义需从文本中去寻求,文学批评的主体就是对文本的语言分析。
语言学的文本分析因而成为文学文体学的主要分析工具(申丹,2002:11),文本细读成为文体学本位的研究方法。
到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发展强劲,叙事学很快便成为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
与传统小说批评理论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深化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申丹,2000:144)。
叙事学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研究,把文本细读研究扩展到更开阔的领域和范畴———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
＊收稿日期:2010-01-10在经历70年代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对于结构主义的排斥、80年代注重文化意识形态分析的文化批评以及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等变化之后,文本细读重新回归叙事理论研究领域(145),注重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定叙事作品的形式审美研究与叙事作品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关联研究互为补充。
后来的叙事学从后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哲学、电影研究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吸收多元成分,组成跨学科的研究(申丹,2000:147)。
在具体实践“文本细读”中,将文本孤立出来“细读”,进行语义和结构的分析,推敲挖掘词句的言外之意,分辨作品内部各要素的复杂的组合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词法、句法、语气以及各种修辞手段等都被视作建构作品完整文本的重要零件。
文体学分析任何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分析其中的词语、比喻和象征等基本构成要素,以描述作品结构中的张力、反讽和反论,而不是分析人物、思想和情节。
因为作品结构是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动态平衡的整体,在各种对立面的冲突中求得和谐和完美,这是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在叙事学方面,文本细读特别强调叙述视角与作品意义的关系,认为不同的叙述视角会给作品带来不同的意义。
例如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采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但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他却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即用一个天真而又没有什么教养的少年流浪汉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这样让叙述显得不怎么可靠,从而构成整部作品带有讽刺意味的张力。
这正是不同于《汤姆?索耶历险记》而取得比之更高的艺术成就的关键所在(黄源深,周立人: 155-156)。
文本的文体学研究和叙事学研究走向正好应和了文学的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研究。
文学的自律性研究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内涵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本体,文学语言是具有自律性的系统,有其自身的特征。
这种研究方式是倾向于向文本的内部运动,是文学批评的基础研究。
文学的他律性研究是把文本看成表征社会文化现象的材料,从而把着眼点完全放在文学活动与其他文化活动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上(吕俊:53-59)。
这种研究倾向于向文本的外部运动,从而形成关于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的理论和以作者意图为中心的一些理论,这些外部研究模式决定了文本细读在叙事学研究中更关注文本的整体构架。
纵观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也有一个由外到内而外、内外结合的发展过程,如19世纪的环境批评与传记批评式的外部研究到20世纪初由俄国形式主义发端经由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的转向内部的研究,到了20世纪中叶,又从接受美学为开始走向外部的研究,而后来又从读者反应走向社会、文化的研究。
进入21世纪“细读”方法又以“新形式主义”(n e wf o r-m a l i s m s)的面目得以复兴。
“新形式主义”的“细读”与传统上的“细读”都聚焦于遣词造句,对于叙事作品的分析也缺乏结构层面的宏观分析。
因此叙事学发展至今,从文本细读理论由盛至衰而又复兴的发展中提炼出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等超出文字层面的文本成分分析,即“细读”局部成分又考察整体关系的“整体细读”方法。
这种方法主要考察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作品和语境、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互文关系等。
也就是说,“整体细读”方法以作品为本,有机结合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考察局部成分即文中遣词造句和叙事策略的内涵和全局作用、考察作品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联;文内阅读与互文阅读相结合、作品分析与语境关注相结合、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相结合(申丹,2007:41);挖掘叙事作品(尤其是短篇作品)深层意义或潜藏文本,对作品进行较客观全面的阐释(申丹,2008:1)。
文本细读历经文学批评从传统批评的集中关注作者,到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流派的集中关注文本,到读者反应批评的关注读者,再到文化政治批评的聚焦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多重转向后又重回前台,始终是文体学和叙事学批评的中心,并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借鉴,受到现代批评的关注。
三、翻译研究中的文本细读———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随着文本意义从传统的本体位置变化为动态多元可无限阐释的互文网络,文本细读的功能和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论转向”既影响到了文学界,也影响到翻译研究领域。
由语言本体论所产生的文本意义问题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本自身的内在规律,即语言、风格、结构是构成文本意义实现的要素,这些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文本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它隐藏了作者寄托在里面的原意、本义,而这种原意、本义是时代的产物,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而且以前的翻译及翻译研究总是尽力地去探寻文本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包括作者的生活阅历、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创作背景等),然后再去研究作者寓于作品中的原意,试图找到与原文本意义对等的译本。
但随着“语言论的转向”,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文本的意义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文本的社会功能意义等是派生的第二位的,是基于文本核心意义之上的。
即使是后来兴起的后现代批评理论与解构主义思潮也没有改变、更不能取代语言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这个事实。
如现代描写学派即多元系统理论把研究中心从原语文本的语言特征转变为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化中的功能,把语言外的社会因素如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规范等范畴纳入翻译研究,为文学翻译研究建立新的范式。
(李广荣,郭建中: 63)而德国的翻译目的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由目的语文化的读者的需求和期待所决定的,认为文本是由语言体现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翻译取决于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是在保持原文文本功能和改变原文文本功能来适应目的语文化的特殊功能间作出选择。
这些研究的理论重心的转变进一步扩大了文本的范围和意义,对文本细读的复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特别是文化转向在翻译领域中把人们的视线从文本结构中引出来,指向一种宏观而开放的视野,把翻译话语与文化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意识形态等其他社会学科融合起来,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56),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使翻译研究从文本走向开放的多元,走向了文本的背后和潜层(吕俊: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