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学　月　刊 一九九八年 第三期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张　涛内容提要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

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

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

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关键词　汉代　经学　选官制度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封建政权的选官制度也打上了深深的经学烙印。

经学成为选拔各级官吏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

本文拟对汉代经学与选官制度的关联,作一初步探讨。

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任何政权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都需要有一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的官吏队伍。

官吏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能否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统治。

我国历代政权都十分重视选官制度及其指导思想的确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春秋以前的族邦时代,主要实行世官制度,选贤与能一般也仅限于宗族贵族内部。

战国之世,出于形势的需要,各国的选官方式主要有招贤、养士和军功、吏进,开始注重仕进者的实际才能和贡献。

秦始皇统一天下,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主要利用法家思想来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选官制度上,除了继续实行传统的养士、征召、军功等方式外,吏道、通法这两种仕途被迅速极端化、普遍化、绝对化,却未能适应统一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形势。

这种由统治思想、指导方针确立不当而导致的选官制度的严重失误,也成为秦王朝短祚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秦后,儒家的势力和影响悄然增长,并迅速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我们知道,儒家力主入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它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一系列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学说,更是有利于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

对于选官制度,儒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在主张“亲亲”、“贵贵”的同时,孔子倡导“举贤才”,孟子要求“尊贤”,荀子则力倡“论道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

儒家经典中这方面的具体记述亦有不少。

如《周礼・地官・乡大夫》云:“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

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荀子・君道》。

道艺。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郑众注:“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

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

”又《司谏》云:“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

”有关选官制度最系统、最详尽的记述,见于《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

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

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这样完善、周密的选官之制不可能真实地存在于周代,而只能是儒家的一种美好设想,反映出治经儒生对选官制度的特别关注。

正因为儒家学说具有这些明显的优势,所以汉初的许多治经儒生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也显得颇为自信。

在汉高祖刘邦面前,陆贾时时称说《诗》、《书》,要求“行仁义,法先圣” 。

叔孙通更直截了当地申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并自告奋勇,为汉定朝仪 。

经过儒者们的反复进说,加上自己的亲身体会,本不好儒的刘邦意识到,用秦朝那一套思想和办法选官是行不通的,需要在政府中安排治经儒生这样受过教育的士人,需要从《诗》、《书》等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并借助经学来完善选官制度,于是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下诏:“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

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

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

有而弗言,觉,免。

年老癃病,勿遣。

” 应该说,这一求贤诏书中已隐约含有儒家王道德治的思想倾向,并首开察举制度的端绪。

刘邦还曾在鲁地祭祀孔子,召见了经学大师申公师徒,对儒家经学表现出特殊的好感。

刘邦死后,儒家经学的影响继续扩大。

惠帝时废挟书律,民间开始公开传授儒家经典。

文、景之时,又广开献书之路,有意识地搜求儒家经典,并为其立博士,还征用一批治经儒者为官。

在选官制度上,惠帝、吕后曾诏举“孝弟力田”,文帝更诏举贤良,进行策问,从而标志着察举制度的正式产生。

只不过制度远未完备,尤其是未定荐举的期限和人数而已。

经学对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表现得愈益显著。

然而,汉初居统治思想地位的是主张无为而治且与刑名法术之学相通的黄老学说,政府中的高官都是一帮靠军功起家的老臣,以经术为官的儒者常常遭受排挤和打击。

当时用人主要还是看军功和资叙,缺乏为政才能的功臣及其子弟在官吏队伍中占有很大比重。

察举之制既不完善,又没有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而“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更没有像贾谊、贾山等治经儒者建议的那样,设立专门培养人才的官办高等学校即太学。

结果是政府中的管理人才极度匮乏,而大批贤能之士却被排斥在仕途之外。

汉兴六七十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黄老之学及其用人标准和选官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急需更新观念,由重武功、家世转向重德行道术、为政才能,起用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治经儒生。

武帝即位后,以察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从《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高帝纪》。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内容到形式都全面完善起来。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武帝立即予以批准,卓然罢黜百家。

建元五年,又正式置五经博士,尊奉儒家经典及其义理为理论权威。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首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

不久,在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力倡大一统,要求用儒家经学改良政治,统一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

于是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茂才。

这标志着汉代察举制度真正开始运作。

董仲舒在对策中还要求“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

经武帝同意,公孙弘等人设计,于元朔五年(前124年)正式兴立太学,建起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重要基地。

“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

这样,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了。

绌诸子,崇儒术,使经学成为选官制度的指导思想,而博士弟子课试、察举等方式的实质或核心,就是经术取士。

两者是同步的、互动的。

所以班固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 可以说,儒家经学一步步走上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宝座,治经儒者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并扮演主角的过程,也就是选官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其完善和发展趋势,就是关于儒家经术和伦理道德的要求成为选拔官吏的最主要标准,只不过这时的儒家已非先秦儒家的简单再版,而是经过董仲舒等人改造,吸收了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的新儒家了。

二两汉选官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且彼此相互补充,但最重要的则是察举及征辟、博士弟子课试。

它们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合于经学之旨。

其中最直接体现经学影响的又当首推博士弟子课试,也就是太学对政治人才的培养。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在京城开办太学,置五经博士以教授弟子。

博士弟子依据朝廷制定的标准、条件和名额,或由太常选拔,或由郡国选送。

学习期间要进行考试,大致上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

考试形式为射策,犹如抽签考试,内容一般不出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并按其难易署为甲、乙之科。

经过考试,区分高下,根据取官名额,授以相应的职官。

武帝时,“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笺奏。

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随着太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博士弟子的逐渐增多,补官名额也相应增加。

平帝时,王莽秉政,一度增置丙科,“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十二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

东汉取消丙科,但到桓帝时却又废止了取官名额的限制,径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

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

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

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

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

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

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

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补吏” 。

博通五经成了对太学生的最高要求。

汉代还借鉴秦朝征召之法,实行征辟,由《文献通考・学校》。

《汉书・儒林传》。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武帝纪》。

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某些有名望的士人,授予官职。

其指导思想同样是儒家经学。

被皇帝征召的,除个别是专门的技能之士,多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经学大师。

如武帝一即位便“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 。

汉代曾经被征的著名治经儒者,还有贡禹、韦贤、疏广等。

当时曾被官府辟除的士人,也大都是经学之士,如匡衡、尹敏、郑众、李膺等。

察举是汉代最重要的仕进途径和方式,是选官制度的主体。

察举的科目很多,可分为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两大类,而常行科目中最主要的一科则是孝廉,代表了察举的主流。

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

孝乃立身之本,廉乃从政之方,皆为儒家所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特别是对孝的推重和倡导,成为儒家不同于其他诸子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