筅一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
将近30年的时光淘洗，并没有使作品失去其独有的艺术魅力。
《人生》是当年中篇小说大潮中出现的，至今依然为读者喜爱、并为研究者持续关注的为数不多的中篇佳作之一。
探讨个中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人生》依然是我们认识和解读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经典文本。
《人生》所表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解冻复苏的变动迹象，及其在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投影。
路遥敏锐地感应和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并在理性的思考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用文学感性的手段，描摹出中国偏远乡村和城镇的世道人心。
《人生》带着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叙述上也不无粗疏之处，但它最大可能地凝聚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变动的诸多信息，具有复杂多义的思想内涵。
更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巨大的情感力量推动下写就《人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底层年轻人起步奋斗中，理想、激情、惶惑和痛苦交织于一体的精神世界，激起了社会心理强烈和持久的共鸣。
相较于路遥后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篇《人生》虽然不及前者内容宽广深厚，艺术上也不及前者成熟，但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的剧烈冲突，使得《人生》中情感河流的激越程度，情感构成的矛盾焦灼状态，又超出了前者。
思想的矛盾乃至无解，既让《人生》切中文学的情感本质，也造就了《人生》潜在的阐释空间。
其二，集中承载着《人生》丰富内涵的高加林形象，因其塑造的生动性和现实主义典型意义，依然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独具光彩。
对路遥来说，没有《人生》的艺术准备，《平凡的世界》无从达到超越的境界，而《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却不能够取代《人生》的艺术价值，《人生》在某些方面的创造，比如高加林的形象刻画，即使长篇中也很难有人与之比肩。
《人生》对于路遥文学世界的重要性，应该不亚于《平凡的世界》，甚至可以说，《人生》有了高加林，它在当代文学史的位置就是无可替代的。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高加林形象，既是进入路遥广阔文学世界的入口，也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关键性人物。
事实上，从《平凡的世界》问世之日起，《人生》就与长篇研究相伴而行，或者作为人物系列中的一员，或者作为同类形象的比照，高加林本身也在形象系统研究中得到延展性认识和创获性把握。
其三，《人生》中的爱情悲剧，给人留下长久的感动和回味。
《人生》中最强烈的一道亮光是高加林形象所蕴含的时代情绪和人生况味，这一切又在一个看似老旧的爱情故事框架中得以呈现。
《人生》显然不是单写爱情的，但作为文学作品，它确实首先是以一曲缠绵悱恻的爱情悲歌打动人心的。
而且，路遥关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路遥精神世界里纠结的诸多矛盾冲突，倘若没有爱情这个适合的承受体，则不会取得如此的思想和美学效果。
《人生》中爱情关系辐射整个人生的力量，成就了《人生》，也使《人生》中的爱情成为经典，这是一种双向获取和双向完成，文学史上写爱情又超越爱情的伟大作品大抵如此。
对《人生》的爱情内涵，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层面的阐释。
《人生》发表初期引起的争议，多集中在小说的爱情表现上。
特别在《人生》改编成电影引起更大的反响时，有人曾在传统的道德观念立场上，谴责高加林为现代陈世美，激烈地批评他“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不良行径，并对作家路遥对高加林形象矛盾游移的价值评判表示了不满，认为作家在人物塑造上是“本末倒置”的。
①相反方向更具代表性的评论，则侧重于把握高加林爱情选择后面内含的历史进步的思想情绪，因而对高加林个人发展要求的合理性给予极大的肯定。
巧珍的爱情悲剧值得同情，但她那种“忘我”或“无我”的感情状态，恰恰是保守落后的文化意识所致。
路遥因巧珍的悲剧而“动摇”，路遥《人生》爱情内涵新解□周燕芬（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710069）关键词：路遥《人生》爱情摘要：对路遥《人生》的爱情内涵，不同阶段有不同层面的阐释。
从人类爱情的本体出发，德顺爷爷、刘巧珍的爱情追求因其纯粹性和超越世俗的无限性，正体现了人类爱情的终极理想。
《人生》的文学精神及其经典价值，也潜藏在对小说爱情内容的进一步反思和超越式解读中。
“削弱作品的社会主题而向单一道德主题发展”，在充分表现现代文明与愚昧落后的冲突之后，最终以高加林的泪水和忏悔，固执地深情地回归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思想的“倒退”②。
也有论者聚焦于爱情生活本身来讨论《人生》，看到《人生》中存在“传统母性”和“当代女性”两类不同的爱情模式。
③这种共存状态在路遥《人生》之前的作品中已经出现，并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也持续呈现着。
面对传统和现代两种爱情模式，论者的价值评判也倾向于后者，因为以黄亚萍所追求的男女平等、人格独立的爱情取代以刘巧珍为代表的泯灭自我的“奉献式”、“依附式”爱情，显然是历史的进步。
虽然路遥对巧珍身上金子般的传统美质不无疼惜和留恋，但他和他笔下的高加林在矛盾痛苦的端口，都必然性地选择了割舍。
这种爱情模式的解读，与对《人生》的时代社会内涵的揭示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研究状况的简单梳理是本文立论的起点。
二虽然人们在不断地强调爱情小说不止于爱情才是高明，但也不能不承认，因为爱情自身的魅力而成为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也不乏例证。
爱情是人生固有的内容，爱情关系也不能离开人与时代社会的诸种关系而独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文学作品留在人心中最后闪亮的晶体，常常只有爱情。
即使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样富含深广的伟大作品，其中的绝世恋情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这就是文学的特殊魅力所在。
对于路遥的《人生》来说，爱情只是承担故事线索和思想载体的使命，还是对人类情感本身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这其实也是关乎《人生》的恒久性和经典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生》看起来写了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三角恋爱的故事，但故事内核却有所不同。
作家笔下两个爱情的女主角刘巧珍和黄亚萍，虽然她们的文化素质和生活环境差异很大，但都是真挚善良的美好女子，是各自圈子里的“人梢梢”，并勇敢执著地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爱情。
这样的人物设置，已经与简单的“陈世美模式”有了区别。
高加林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被两个美好女子的爱情所吸引，他有理由爱巧珍，因为巧珍的美好，因为巧珍象征着他心底与土地割不断的血肉联系，他也有理由爱亚萍，因为亚萍同样美好，也因为亚萍代表着他离开土地、追求新生活的梦想。
高加林和两个女子的爱情纠葛，表现了他性格的一体两面，注定了高加林选择的矛盾性。
如果高加林的人生不定位，要定位他的爱情则是徒劳的。
路遥在写《人生》的时候，可能并无探索爱情本体的自觉意识，他在小说的最后以道德手段惩罚了高加林。
路遥写高加林固然不仅仅为了写爱情，但就小说所展示的爱情关系来看，却潜含着人在爱情选择上的复杂性和无力感，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审判就能解决的问题。
分别代表传统和现代爱情模式的两个女性形象刘巧珍和黄亚萍，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其实有不少共同之处。
她们一样热烈、执著、痴心难改，一样勇敢、坚定、义无反顾。
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向往现代文明，她不爱本分能干的农民马拴，却爱上好高骛远的高加林，这是一种挣脱现实的精神追求。
巧珍在爱情上的不现实，以及怀抱爱情时行为的大胆开放，都说明她性格中潜在的现代性，完全用传统、保守和愚钝来限定巧珍的形象是不准确的。
亚萍爱高加林的理由和巧珍相似，她也是被高加林身上和别人不一样的才能和气质所吸引，不甘于张克南那种现实得没有情趣的爱情生活，“希望能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高加林才是她梦想中的白马王子。
刘巧珍和黄亚萍都是被现实撞碎了爱情理想的悲剧女性，生活位置不同，爱情幻灭的痛苦却是等同的。
虽然路遥为了最终回归传统道德主题，人为地让黄亚萍表现出一些自私的庸俗的言行，但却没有影响黄亚萍在爱情上脱俗而执著的品格。
所以，《人生》中的爱情变故，并非简单的环境和利益驱动，而是加入了人物深层的情感需求，并将时代变迁中爱情观念变化的迹象微妙生动地传达了出来。
在路遥小说的情爱世界中，文化观念意义上的传统和现代的两种爱情模式，构成小说中双峰对峙的爱情景观。
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念入手，对这两种爱情进行不同的解读。
作家路遥在小说中一方面努力坚守传统道德立场，另一方面也明显地表露出对旧的婚恋生活的重新审视，和对张扬个性发展的现代性爱观念的肯定。
无论如何，《人生》对爱情的理解和判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传统爱情的层次，正是因为有了反思和超越的力量，才构成文本内在的思想冲突，引发了人们不断阐释的欲望。
今天重读《人生》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爱情内涵并不止于作家所意识和把握到的这两个层面，虽然路遥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他在爱情的艺术表现上，只能自觉到这样的高度。
第三个层面的解读从人类爱情的本体出发。
从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的所谓现代爱情为起点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现代爱情，或者充其量只是有了一些表象性的现代因素而已。
黄亚萍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女青年，她对高加林的爱情是与她的个人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她以自我的需要来塑造高加林，并在现实可能的前提下接纳高加林，如果高加林越出自己的生活轨迹，多么狂热的爱恋也必然最终被舍弃。
黄亚萍的爱情是真挚的，却也是有条件的，一旦高加林的处境和地位改变，他们的爱情便无法坚持下去。
为个人主义理想或现实条件所阻隔的爱情，可能也是悲剧，但却因其爱情的有限性，减损了悲剧的情感力量。
在这样的爱情层面上，高加林和黄亚萍是非常平等和默契的一对情人，高加林和黄亚萍的志趣相投，也表现在他们的爱情观念的一致性，黄亚萍把高加林“带到了另一个生活的天地”，这是加林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加林也很清楚，如果自己不能真正进入这一个“生活的天地”，他们的爱情就无法存活。
所以，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再次返回农村时，便断然结束了他和黄亚萍的爱情关系。
而刘巧珍的爱情是无条件的，她或者默默单恋，或者喜得爱情，或者痛失爱情，都是用她那颗纯真的心去承受，世界在变，别人在变，巧珍爱加林的心一直没有变。
可能正因为巧珍没什么文化，她对爱情的理解才会那么简单，表现也那么执著。
她对爱情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合她的心”，“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一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的工人，都是很容易的”，但她统统拒绝了。
但无论高加林回乡当农民还是外出工作，都不会影响巧珍的感情，“如果真正合她心的男人，她就是做出任何牺牲也心甘情愿。
她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路遥说巧珍“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
作家所肯定的不仅是巧珍身上那种坚定隐忍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也潜含着对直抵人类内心的本真爱情的赞美。
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爱情观念的演变同样跌宕委曲，并在不断与各种外在关系的冲突之中，成为一个“问题永远比答案多”④的命题。
早在鲁迅先生的《伤逝》那里，爱情关系在封建道德势力和经济困顿的双重胁迫下不堪为继，终归走向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