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的基本假定 忧患意识 正因为战略家是理性主义者，所以他也必然是悲观主义者（pessimist ）。

因以理性为基础，他们也就要比一般人更能较深入地认清人性中阴暗的一面，甚至会宗教所说，相信人类在出生时即已带有所谓原罪（original sin）。

这大致是与我先秦的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相似，简言之，即假定人类具有自私、自大、贪得无厌易于冲动等劣根性。

基于此种观点，战略家也就很容易于以悲观的眼光来看世界。

他们具有强烈的患意识，惯于报忧不报喜，他们在作任何研究判断时，也经常是以最坏情况（the worst case）为基本假定。

早在16世纪，号称近代战略思想之祖的马基雅弗利就曾经指出： 任何政府都不要以为它能选择完全安全的道路，它必须了解只能采取常有疑问的道路。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当企图避免某一种困难时，往往就会遭遇到另一种困难。

所谓谨慎只不过是知道如何辨别困难的性质，并选择祸害较少的途径而已。

英国学者奥克肖特（M．Oakeshott）曾经这样说：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和无底的海面上航行。

既无港口，也无护；既无起点，也无终点。

在做这样的航行时，其要领即为能在海上安全地漂浮。

海是友也是敌，航海之道即为善用机会，以求能化敌为友。

而摩根索的话也许更较有力，这位现实学派开山大师说： 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完善，但那又是由人类天性中力量所造成的结果。

要想改善世界，则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应与其对抗。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

凭其卓越的学问，艰辛经验，终于在《后出师表》上作结论时，说了一句千古同慨的名言：“夫难平者事也。

”若译为现代语，即事情的变化难于预测。

战略家的一切思考都必须具有未来向，简言之，他今日之所为都是为了替明天作准备，但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又是未的事，有许多是谁都无法预知的。

我国有一句古话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虽然有一点言过其实，但这是历史经验的教训和战略家的共识。

不仅在天行和人事之中，随时都可能会有偶然意外因素出现，而且人性又有其内在的弱点。

因此，当战略家在进行其一切工作时必然也必须经常抱着高度戒慎恐惧的心情，而绝不敢轻易地表示乐观。

有如围墙主的创始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形容的：“政治家是一场悲剧中的演员，此种悲剧既非出于他们的创作，也不容许他们修改。

” 不过，所谓悲剧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希腊悲剧（Greek tragedy），另一种是“基督悲剧”（Christian tragedy）。

依照奥登（Wystan H. Auden）的解释，腊悲剧是一种必然的悲剧（the tragedy of necess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感想是：“它不得不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而基督悲剧则为一种可能的悲剧（tragedy of possibility），当观众看完之后所产生的感想是：“它本可不如此，却毕竟如此，那是多么可怜呀！”　 每当某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历史学家也就惯于假定那是必然会发生的，这种释虽然很简单，但并不一定正确。

经过精密的分析，常可发现某些事情虽确有发生可能，但却并非不可设法补救，而使其不至于发生。

如果坐视不救，则可能的悲剧会转变成为必然的悲剧，这才是历史中真正的悲剧。

所以，战略家虽必须具有忧患意识，但他的态度还是应该悲观而不消极。

他们不敢相信“人定胜天”，但却如欧阳修所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简言之，战略家不能仅以忧时为满足，而更必须以救世为己任。

他必须努力从深谋远虑的思考，以寻求长治久安的对策。

若能如此，则能如范仲淹所期望，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境界。

战略计划作为 人才与组织 长期战略计划作为本身是一种高度的艺术，但同时又必须使用尖端科技所提供方法和工具，所以必须由第一流的人才来负责，其理由是至为明显，几乎可以毋庸释。

但仅有人才还不够，人才若无适当组织的支持，则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尤其这样的集体性努力更需要适当的组织，所以，人才与组织同为计划作为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

二者之间又必须有极佳的配合。

因此，我们才会说，长期计划作为不仅艺术，而且更是管理。

此种工作需要何种人才？概括地说，可分为三大类： 1．计划者必须是最高级的战略家。

他不仅要精通战略、精通历史、精通有关计作为的方法学，而且还要有非常渊博的知识，敏锐而富有弹性的心灵。

简言之，他须是一位真正的通才（generalist）。

2．预报者必须有极高度的专技水准，因为他们所负责的工作要求高度的精确性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必须有足够的战略修养，否则他就无法与计划者合作无间，至于不能了解其需要。

3．计划者与预报者是计划作为的核心，但他们还需要其他专家的协助。

今天的略问题在内容上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仅凭某一个人，无论其学识是如何渊博，天是如何优异，也还是不能唱独脚戏，所以必须有赖于集体努力。

总结言之，在战略领域中必须依赖分工合作，然后才能完成任务。

我们可以从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举一往事为例：当曼施泰因最初考虑到使用大量装甲兵力通过阿地区时，他自己还是感到有一点不放心，于是他去向第一流的装甲专家古德林（Ha Guderien）请教。

等到后者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向他解释可行的理由之后，他才敢大提出所谓“曼施泰因计划”。

长期战略计划作为需要上述三种人才的共同努力，也就导出了组织问题。

最重的是有适当的制度，足够的经费，充分的设备，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

概括言之，须注意下述几项大原则： 1．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组织，所以，其设计和管理都必须由真正的内行人负责,不可拘于形式化，尤其不可受到官僚主义的污染。

2．计划作为并非孤立的，也不可为计划而计划。

计划机构应在政府决策体系中于适当的位置，不可与整个体系脱节，否则计划就会变成空文，计划机构也会变成容冗员的养老院。

3.长期计划作为机构又不可纳入政府行政组织之内，否则它很快就会淹没在日事务之中，根本不可能从事前瞻的思考。

4．长期、中期、短期计划作为之间有其非常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彼此互赖，另方面又会互相冲突。

尤其是对于资源的分配问题，则更是非常难于协调。

卡恩曾经别提出警告：假使忽视短期的问题，则一旦情况的变化比预料者快，就可能会使长计划完全落空。

5．组织可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矛盾。

对于其中任何问题的解决，势必又引起新的问题。

结果自然会纠纷百出，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如何管理计作为也许是像计划作为本身一样地困难和重要。

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 艺术境界 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若能同时采取历史与科学的途径，而终于达到通古今之变识事理之常的目的，应该算是已有相当不错的成就。

一般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能至要花十年以上的辛苦工夫，始能有此成就。

即令如此，他也还是尚未能够达到战略究的较高境界。

为什么仅凭历史与科学两种途径还不够呢？主要理由是战略本身为艺术，艺术艺术的本质，战略家本身必须是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他必须有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缺乏此种天赋的人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但反而言之，若仅有天才而不好学，同样不可能有杰出的成就。

现在就要进而讨论战略研究的第三种境界，即艺术境界这也是一种比较微妙的境界。

克劳塞维茨是19世纪初期的人，他是一位职业军人。

他所写的《战争论》，严说来，并非是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学术性著作，而其理想中的读者是准备充任高级领的职业军官。

尽管如此，其书中还是充满了智慧（wisdom），有许多见解真可谓无古人，对于现代战略研究者仍然不乏参考价值。

他指出科学的目的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这表示他深知二者之间的异和关系。

所谓创造能力即为智慧，也就是拿破仑所形容的“天才火花”（the sp Of genius）。

智慧固然必须以经验和知识为基础，但仅凭经验加知识而无天才，其果还是不一定能够产生智慧；而且同样多的经验和知识，所可能产生的智慧也不一相等。

这也正是所谓艺术的最大特点。

假定有两个人同时学画，其所受教育完全一样，所下的功夫也一样深，但两人成就却可能会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其作品的风格更是必然会有相当差异。

这也就说，艺术的境界有其巨大的弹性，而想在艺术的境界中获致杰出的成就的确是很不易。

艺术境界中没有任何一定的法则可供遵循，这也正是其与科学境界之间的最大异。

博弗尔曾经指出没有一位艺术家是根据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律来作画，假使他那做，则他的作品就会充满匠气而缺乏灵性。

反而言之，尽管艺术家在创作时并不有地考虑到任何规律，但名家之作大致还是与规律暗合，即令偶然有所不合，也一定自有其理由。

克劳塞维茨也曾举一例以说明科学与艺术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 战争不像一块麦田。

不管麦田中麦秆的个别情形是怎样，都可以用镰刀将其割刈，其效率只是依照镰刀的质量而有高低之别。

战争像一片由大树所构成的森林，以在运用斧头时，必须正确地依照每一棵树的个别特性和发展来下手。

这个比喻非常有趣，镰刀刈麦象征科学，那是没有个性的，斧头砍树象征艺术必须考虑个性。

克劳塞维茨认为知识必须转变成为智慧，然后始能发挥创造能力，不能如此，则一切理论研究也都毫无意义。

博弗尔的想法几乎与克劳塞维茨若合符节。

他认为战略不可以是单纯的教条，是一种思想方法。

不过，博弗尔至少有一点似乎比克劳塞维茨还更为深入，那就是特别重视未来，而这一点又更增强了战略研究的艺术性。

博弗尔认为战略家必须考未来。

战略研究不再可能仅以客观的演绎为基础，而必须根据假定来作真正具有创性的思考。

于是他说：“在企图对于想像中的未来情况使用新工具以寻求未来的解时，根本无成规可循。

” 科学与艺术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但它们都只是一种相对性的观念，而且其也无绝对的分界线。

艺术中固然含有科学的成分，而科学也同样含有艺术的精神。

使不是这样，则科学也就不会有创新的能力。

不仅是西方的战略大师都特别重视战略的艺术境界，包括思想、研究、行动都内，我国古代的“兵圣”孙子在二千余年之前，也早已有此同样的观念，甚至于还以说他的思想似乎是更高明和更微妙。

孙子在其书中曾经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

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

”又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他又以水为喻，指出“兵形象水”和“水常形”。

“无形”这两个字有其高度的艺术含义。

有形的因素可以用科学方法和科学工来处理，但无形的因素则必须凭借高度的智慧始能探索。

尽管今天在科学步是日新月异，但科学只能对艺术提供最佳的服务，而并不能代替艺术。

于是也就可以对这一节作一小结。

战略研究除历史和科学两种境界以外，还有三种境界，那就是艺术境界。

在此境界中，以运用智慧、发挥创造能力为主题，而理想目的则为“探无形之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