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角度下的女性主义法学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女性主义( Feminism) 又称女权主义，是自19 世纪以来为争取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利而产生的政治运动与文化思潮。

其对于国际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国际社会性别主流化潮流的建构，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女性主义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波浪潮是从19 世纪中后期到20 世纪50 年代，以英美等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精英等自由派为主体，以追求选举权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中心。

第二波浪潮是从20 世纪60 年代至20 世纪80 年代左右，以西方新左派等激进女性主义者为主体，深入解剖女性受压迫的阶级、经济、文化等根源，以反抗父权制压迫、谋求女性的全面解放和人格独立为目标。

第三波浪潮是后现代背景下，更推崇女性自身的主体价值、个体体验和多元文化现实性，探寻建构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

在三次浪潮过程中，除了男女的性别差异之认识纷争之外，三代女性主义者之间，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与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女性主义者之间的比较与批判，也交织其间，使得女性主义的话题本身，就充满了“他者”“比较”的意味: 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不同种族之间的比较、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比较，以及不同国家与国家，国际社会普遍准则与各成员国国内法精神的比较。

与女性主义三次浪潮相对应，女性主义法学也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代，从20 世纪70 年代到80年代初期，以对平等权利和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的关注为重点。

第二代，20 世纪80 年代，主要侧重对社会性别权利与法律认知的关注。

第三代，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在后现代背景下，对女性声音多样性的揭示以及对政治理念的拒绝。

应当说，女性主义运动及女性主义法学对推动国际社会为争取男女平等权利、构建性别平等社会的法律话语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例如，对消除性别歧视，对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同工同酬权、婚姻自主权、生育权和堕胎权，以及性骚扰、家庭暴力等的国际立法等相关领域，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不论是三波女性主义者之间还是同一波但不同地域、文化、种族等背景下的女性主义者之间，所进行的“比较”，又呈现令人尴尬的状态。

概括而言，即是女性(权) 主义者仍然或多或少带有贬义和激进的意味，始终囿于认识的偏颇和现实进路的单一。

例如，以男性为阶级对立的一面，深陷男女性别差异与平等权利之间的逻辑关系窘境; 力图破除男权统治，而出路却是将女性自我孤立，甚至以弃绝异性恋，推崇非性或女同性恋为理想模式; 追求女性主义法学特质的话语体系，却以批判和排斥男性主导的法律制度为前提; 扩大白人女性主义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之间的文化与现实差异，以多元化声音和个体经验，模糊女性共同的价值诉求，等等。

受这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女性主义法学也同样陷入了诸多的困境和尴尬之中。

朱迪尔·贝尔评述认为，女性主义法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没有真正搞清楚女性主义要批判的是什么; 第二，重复强调那些已经说出来的东西，却将未予言明但推定为真的事实排除在外; 第三，吊诡的是，这些法学家几乎完全只关注女性。

”因此，从比较的视角重识女性主义法学，需要重新确立四个价值诉求的原点。

一、重新确立男女之别的逻辑原点男女的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不论是心理实验还是社会分析，男女之别都不容否定。

试图抹杀或者夸大男女的性别差异，而达到所谓的平等，都会堕入逻辑的陷阱。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承认男女的性别差异，但不能将差异作为男女不平等问题的唯一根源; 承认男女之间社会文化的差异，但不能将其作为推翻男权重建女权的唯一原点; 承认女性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但不能将其作为否定女性主义命运共同体的唯一原点。

应当看到，恰恰是差异的存在，才带来了平等的问题。

犹如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人之间的差异一样，男人与男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作为同一个阶级的男女，与另一个阶级的男女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作为同一个国家和种族、文化背景下的男女，与另一个国家和种族、文化背景下的男女，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

因此，如果将“差异”视为不平等的唯一根源，纠结于差异、局限于差异，就必然会发现无数的无法弥合的差异，就像女人的个体体验一样，有着无数的受压迫的生活版本，无限制地凸显“差异”，就不可能确立人类社会，当然也包括女性在内的共同的价值观和参照系。

而不平等的情形，也将无休无止。

女性主义法学要为女性主义寻找法理的基础，提供法律的保障，为女性获得应有的平等权利提供共同的司法准则，就必须在正视差异的基础上，确立全人类的共同法则，而不是单一的男人的法则或者女人的法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我们回溯人类追求“人人平等”的历史，就会发现，“人人平等”事实上建立在人人不平等的状况之上，就是今天，在“人人平等”的法律规则下，人人不平等的现象也无处不在。

因此，正视不平等正是解决不平等的基本态度，也是根本的原点。

这种正视，是以法律的形式，包容了差异，而给予了无差别的平等对待。

这也是正义的原则。

从心理学角度看性与性别，可以为我们重新检视男女性别差异的意义提供反思和启示。

Sex 指的是与男性或女性相联系的生物现象，称之为生理性别。

而Gender 指的是男性或女性的心理现象，即男性和女性都具有的社会文化认同的人格特征，可以称之为心理性别。

心理性别是由文化决定的。

每种文化都或多或少对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区分，因而，各种文化之间对于某一性别标准或规范存在很大的差异。

从心理学研究的历程看，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始终备受争议，这本身说明差异客观存在，以及对差异认识的差异也客观存在。

不仅研究方法、结论一直受到质疑，甚至究竟该不该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定论。

不过，随着科学的进步，至少通过实验得出了一些共识: (1) 性别差异研究的实验方法和结论很大程度与其研究取向有关，也与其自身怎么看待性别差异有关。

(2) 在性别和行为之间寻找联系( 即行为的性别差异) 并不能说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性别差异的产生。

人的性别不可能通过实验来控制，因此，性别差异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相关设计，而相关设计是不能作出因果推论的。

(3) 研究所发现的性别差异，一般都不是性别本身造成的。

其他一些与性别相关的变量( 如地位、职业和教育背景) ，才是具有决定力量的因素。

(4) 不可否认，在社会规范和他人刻板的强大压力下，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经历是不同的，社会化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5) 性别差异在多大程度上由生物因素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文化所塑造，这是目前任何一种有关人格心理学的研究取向都无法确定的。

(6) 在人格内部讨论人格变量的性别差异的意义是很有限的，应该同时考虑情境因素的作用，才能恰当地预测和解释行为。

(7) 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尤其是对心理学工作者而言，正确的性别观才是最重要的: 既承认男女性别客观存在的差别，又要对差别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轻易成为男权主义或女权主义的追随者。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性别差异的研究本身就有指标任务取向不同的差异。

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始终交织在一起，很难厘清哪个因素起决定作用。

这本身就证明了关于男女性别与生理差异具有生物性和文化性双重属性。

要解开男女权利不平等的“心结”，也必须从这双重属性入手。

如果我们刻意违反社会文化对男女性别的规范结果，刻意去人为矫正一些已经被几千年社会文化所共同认可的性别取向，就一定能获得男女权利平等的结果吗? 对此，笔者表示高度的怀疑。

这是一种试图将女性与其社会文化之根、与其命运共同体完全割裂开来的偏执的逻辑。

对此，迪马特·巴贝克就尖锐地指出，“从女性主义运动当中，我们可以吸取如下教训: 虽然对差异的认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必需的，但是这种认可如果被以对抗性的立场和理论来建构，它将会造成分裂，弄巧成拙”。

对能否超越差异可能存在认识上的不同，但这不妨碍面对差异采取正确的态度，即承认和对话。

“差异是无法超越的，除非它被认真地聆听和对待。

只要差异仍然被否定( 间接地或直接地) ，我们就必须坚持并主张抛开那些否定差异的人的影响。

不过，当差异被认可时，应该被赋予的是一种差异性的角色; 而不是将一个人同他人划分开来，差异只能被认作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活事实。

”具体的路径无非是: 其一，表达差异和聆听差异; 其二，根据已经呈现出来的差异商谈公共性。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的启示是，重新确立女性主义及法学的价值原点，首先需要重新确立男女性别和文化差异的逻辑原点，承认合理的性别差异，革除不合理的性别歧视，是重塑女性权利价值的逻辑起点。

其次，正视性别差异和后天文化的历史影响，革除文化对女性的不良社会偏见，正是为女性权利的补强、实现与男性权利平等的基础。

如果抹杀男女之别，一味追求女性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形式平等，就会使女性堕入自我设计的二次伤害的牢笼。

比如，刻意抹杀女性的生理特质，非要与男性比拼重体力和夜间加班或者危险领域的工种，就是一种偏误。

再次，对女性特殊的权利保护，正是尊重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也正是体现人格尊严和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从人道主义出发，审视女性应有的特殊权利保护，恰恰体现了更高程度的“平等”。

因人道的考量，女性获得特殊的权利保护和救济，是在人权的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犹如对老人、儿童和残障者的关爱一样。

而这种人道主义的权利平等，恰恰是女性主义及法学所忽略的。

二、重新确立“他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原点回顾女权主义运动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发现其中存在的矛盾、分歧、内耗、反复、交错始终伴随其间，而到头来连基础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98 年，娜塔莎·沃尔特在出版《新女权主义》一书时承认，女性“在经济状况和权力上仍然不如男人”的同时，当代女权主义的任务依然是“打击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物质基础”。

她甚至推翻了几十年来女性一直渴望的摆脱男权压迫、追求自我独立的思想逻辑，提出“我们想要和男人齐心协力地改变社会，而不是反对他们”，“毕竟，尤其是在改变家庭领域的现状方面，意味着男人要承担相应份额的家务劳动，而妇女则要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

为此，“我们必须彼此携手，和男人携手，共创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这可谓找到了问题的源头，也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类似地，琳恩·西格尔在1999 年出版的《为什么要女权主义?》一书的结尾处，满含醒悟地写到，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应当是: “一个不仅是某些女人而是所有女人都能更好地生活的世界。

按照我依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构想，这对男孩和男人来说也同样是一个美好百倍的世界。

”性别一词的最新用法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