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根本生存之道——企业质量文化建设的哲学维度（提纲）解题：解释所谓“哲学维度”。
对于我们的话题，我们首需问的就是：何为“企业--文化建设”？它与国家文化建设有什么关系？与经济建设又有无本质区别？“企业--文化建设”就像建设一座立交桥那样的建设吗？要回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类似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企业？什么又是企业文化？企业与国家关系如何？在一个特定国家或特定社会制度下的企业--文化意味着什么？没有文化的企业意味着什么？将企业文化作为“建设”这样的对象性活动来操劳又意味着什么？等等等等。
要想在几个小时内深彻地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是不自量力。
我下面的演讲只是企图摊出或者不如说力图将事情本身推入一种“思考的深度”，以期为诸位思考这样的问题提供某种回旋激荡的思想场域。
我下面的讲座主要围绕三个大的方面来展开：1、企业以及企业文化的“现代性”；2、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企业—文化；3、朝向作为一种现代生命态势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以及企业文化的“现代性”我们首先必须追问的显然是：何为企业？如果不在相当的深度上追问这个问题，那么一切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谈论都是奢谈。
我说“相当的深度上”是说，我们必须越出对“企业”这个概念的教科书式的理解。
关于企业的概念，国内外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
通常所说的企业，一般是指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济活动的部门，如工厂、矿山、铁路、公司等（新华字典）。
或者：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等活动，为满足社会需要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风险、实行独立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基本经济单位；或：企业就是组合和运用各种生产要素，从事一定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利润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一般教科书）。
说得更具体点：一个企业应具备以下一些基本的要素：l、拥有一定数量、一定技术水平的生产设备和资金；2、具有开展一定生产规模和经营活动的场所；3、具有一定技能、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4、从事社会商品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5、进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并具有法人地位；6、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获取利润。
这些定义虽然都不错，但显然都只是“外延式”（解释这个逻辑术语）的定义，就是说，所谓“部门”、“组织”、“经济单位”等等，这些从外部描绘或外在的对“企业”的领会，其实都没有说出也说不出“企业”的本质。
如果是这样，那么通常对所谓“企业文化”（关于“质量”问题我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会专门讲）的理解和解释也好不到那里去。
一般而言，通常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一种亚文化，一种特殊的组织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企业组织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逐步形成具有本企业特征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产品品牌和经营战略等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又如，我国学者刘刚在2004年编写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为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
书中提出的企业文化的概念是：企业文化，就其本质来讲，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文化，反映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观念和方式；就其具体内容来看，它取决于企业发展的历史、社会和地理环境、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员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价值取向等因素。
还有认为企业文化指一种“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以及指一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等等，等等。
另外，还有更激进的理解，认为企业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现象的内涵，还具有作为管理手段或作为方法的内涵（即认为老总或管理高层的理念就是现实的企业文化）”等等边缘性的解释。
所以这些关于企业以及企业文化的这样那样地来自教科书式的领会和解释（而且实质上还是西方教科书！），虽然不能说错了，但都没有瘙到事情的痒处，或者说，都没有触及到企业以及企业文化之真正本质。
如果我们总是停留在这种完全外延式的亦即表层的领会和解释上，那么，中国的企业就永远抵达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就是说，中国的企业永远都只是“中石油”式的“亚企业”（无论其规模有多大），更精确点说，只是政治权力的延伸；而中国的“企业文化”却反而不是什么“亚文化”，而恰恰是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只不过是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边缘”形式而已，一如这个传统文化本身也只是现代文化的“边缘”方式一样。
那么，究竟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企业？一种真正的企业文化又如何可能呢？为了把问题问得更通俗，我这样问：《水浒》里的“水泊梁山”一个企业吗？当然不是了。
那么，我们现在假设“水泊梁山”不是一个“替天行道”的造反组织，而是一个（以宋江为总裁、无用为总裁助理、由108条好汉为部门经理的）只“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活动的经济单位”，这样一来，“水泊梁山”就是一个“企业”了吗？而由家庭、血缘、宗族以及江湖义气而形成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产品品牌和经营战略等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等，便是顺理成章地成为“水泊梁山”的“企业文化”了吗？应该也不是——但这个“不是”却没有那么“当然”了！中国目前“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活动的”类似“水泊梁山”这样的亚企业难道是个别现象？！——更有说服力的经典案例是清朝末年的“北洋水师”：它是一支现代海军吗？清政府改革开放的结果；从外表看，军舰的现代化程度、军队的制度等等——甲午战争之前，丁汝昌带队访问日本等等····。
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发问：究竟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企业？一种真正的企业文化又如何可能呢？企业之为企业，就是说，企业的本质在于它的“现代性”，企业本来就是“现代文化”的基本表达，更精确点说，就是“现代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
说企业的本质在于它的现代性，这是什么意思？解释：1、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讨论（“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在世界学界是一个热门和深刻的话题·····）。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现代性”不是也不可能是指时间性，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是狭义的“生活方式”，而是包括诸如分类、科学、自由、平等、法治、政府、竞争、信息、贸易、消费等等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在内的整个“周围世界”——马克思：不是生产什么，而是如何生产）。
2、再举一例。
什么是大学？····为了更清楚也更深入地说明企业以及企业文化的“现代性”，让我们来分析两个案例。
1、立交桥的现象学分析。
2、三聚氰胺事件的现象学分析。
通过对上面这两个案例的分析，已经很清楚：企业以及企业文化的本质，在于它的“现代性”。
换句话说，如果这种现代性缺席，那么，即使你是专门“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活动的经济组织”，即使你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产品品牌和经营战略等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你也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从而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
二、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企业--质量--文化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企业以及包括“质量文化”在内的企业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是中国企业当下的“生存处境”。
倘若对这个生存处境缺乏最起码的自觉，我们便无法真正处理诸如“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超哪里发展？”这样的问题，更谈不上处理什么“企业质量文化”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天中国企业的根本“处境”如何呢？我的回答是：生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
这个回答对诸位来说，显然太抽象了。
下面，我以对一个大家熟知的话题的分析来切入我说的这个“夹缝”。
这个话题就是所谓“政企分开”······站在今天的历史平台上，我们已经不难自觉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乃是一个极其深彻的改革！它远不只是应对诸如“亡国亡种”抑或“赶美超英”的某种临时的或应急的策略问题，而是触及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现代性的创造性转换的问题。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解释学视域扫过去，那么所谓“政企分开”就绝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别的制度改革，而是触及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现代性”转换的深度的核心改革。
我们已说过，中国企业目前的根本生存处境是：政府与企业之间仍然处于一种必分又未分的生存状态之中。
何为“处境”？处境就是我们的“周围世界”，用英语说，就是every where （here）和every time(there)，这个周围世界在一切时间和地点都规定着我们的行为、思维亦即我们的存在。
这个作为周围世界的处境会导致什么呢？很多事情的秘密都蕴藏在语言-词语本身之中：“战线”和“单位”分析······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当下的政-企业之间的这种必分又又未分的生存处境，绝不仅仅滞留在“战线”或“单位”这样的“名称”问题上，而是一种弥漫的基本的存在方式。
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为什么假货、Y货横行、山寨版遍地？（其实，又哪里仅仅是经济生活领域是这样，随便举我最熟悉的被认为是神圣的学术领域也如此，我常常被《红楼梦》里的那句名言所击中：假作真时真也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为什么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涉及到了与诸位直接相关的所谓“质量--文化”。
把“质量”称为“文化”，那就意味着我们要讨论的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理念-文化问题。
下面让我们稍微专题地来谈谈质量-理念的问题。
何为质量？在汉语里，质量是一个词组（字面意思是偏正的还是并列的，亦即是“质的量”还是质和量？含混的！），一般意指1、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2、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
这两种含义最后坐实的其实都是“量”！严格讲来，质量之为质量，首先是它的区别：质是质，量是量。
在英语中，质量是两个字，质是quality；量是quantity；尺度是measure[me ]。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稍微讲讲黑格尔的《小逻辑》：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
质与量是在存在论里面讲的。
（质是直接给予的，某物失去了其质，就失去了其“存在”；量是扬弃了的质，不再与存在本身同一，而是“无足轻重的”；尺度又回到了质，只不过是有量的质；······）这些内容都很学术，很复杂也很思辨，初听起来与诸位没有关系。
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在黑格尔和西方人的“质量文化”的理念中，质对于量，具有始终的优先地位——首先是作为质的“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由这个“是什么”随身携带着的“量”（质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就是说，某物丧失了其质，就停止其作为这种质的存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