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成立时间的认定

某集团公司（下称原告）以每吨2015元人民币的价格购进 2479.895吨豆粕，需从大连港经水路运往广州黄埔港。1992年8月27日，原告将物资运进大连港。因某保险公司下属支公司（下称被告）与大连港有长期代办保险业务合同关系，大连港收到原告物资后，即于28日在《水路物资承运登记单》上加盖了被告的保险印章，并通知原告缴纳保险费。原告按每吨1500元人民币的保险费对 2479.895吨豆粕（共计39606件）向被告投保了综合险，保险总之额3719850 元，并支付了保险费人民币13019元,保险合同条款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水路、铁路物

资运输保险条款》（摘要）规定。

该批物资于1992年8月28日开始装船。8月30日凌晨天落大雨，因承运船第八舱液压管爆裂，致使舱盖不能关闭，造成原告已装船物资被雨淋湿。原告要求承运人卸下 381件，并告知被告货被雨淋，要求被告上船对剩余物资是否需要卸下船进行检验确认。被告经查验，没有

提出卸货意见。当日，承运人按《运规》规定向原告出具了8仓物资被雨淋湿，已卸下381件，余货水湿不详的货运记录。1992年8月31日，该批物资装船完毕后即运往广州黄埔港。9月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国内水路、陆路物资运输保险单》。

船抵广州黄埔港，因泊位紧张，一直在锚地等泊，同年9月30日才*泊卸货。依照黄埔港理货公司理货证明和黄埔港货运记录记载，所卸下物资有6932件水湿现象，其中有370吨豆粕发生霉变。原告即通知被告赴广州黄埔港查验货损情况。被告派员赴黄埔港查验后，要求原告尽书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迅速处理受损物资，幸免扩大损失。原告马上受损严峻的 370吨豆粕以每吨6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按投保额扣除残值后，原告损失33万元人民币。事后，原告按保险合同约定向被告索赔，被告以货损事故系承运人责任造成的为理由拒赔。

1993年6月8日，原告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诉称：自原告物资进大连港投保物资运输时，保险合同即告成立。原、被告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损失的后果是客观真实的，发生了保险范围内的货损事故，被告理应负赔偿责任。要求被告赔偿13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

被告辩称：货损是由承运人的责任造成的，按有关规定，在限额内应由承运人按照实际损失赔偿，超过限额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范围内给予补偿。依照本案实际情况，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保险单》是在 1992年9月3日，货损发生在出单之前，发生货损时，保险合同还没成立。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保险合同赔偿损失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审判过程及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保险合同有效，受法律爱护，合同双方均应

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物资于1992年8月27日入港，自 28日被告代办人在《物资

承运登记单》上加盖保险印单、原告按被告代办人要求办理物资保险时起，保险合同即告成立。9月3日被告出具的保单，是在保险合同成立的基础上被告应当向原告出具的保险单证

，

不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时刻证明，被告以保险合同于出保险单时才成立，货损没发生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间内的理由不能成立。物资损害是在保险合同期内发生的，且属被告的保险责任范围，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对原告的货损予以补偿。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经大连海事法院调解，原、被告双方于1993年11月12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

被告赔偿原告货损人民币30万元整。于1994年1月1日前一次付清，逾期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32条执行。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大连海事法院予以确认。

［案例分析］:

1、本案原告于8月27日办理了物资保险手续，货损事故发生在 8月30日，被告即保险人于9月30日才出具了保险单，双方的保险合同是何时成立的，此认定至关重要。本案可适用《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我国《海商法》第221条也有类似规定。该条指出：被保险人提出保险要求

，

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海上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后，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单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单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

合同内容。由上述规定可见，保险人出具保险单并不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保险单只是保险方在保险合同成立的基础上向投保方出具的单证。其最大的功用只是在于举证方面。

2、投保的物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向有责任的承运人索赔，依旧向保险人索赔，其有权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