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业论文》西方人看苏联解体的原因学院：研究生部班级：建研111姓名：李佳学号：2201100468日期：2011年11月西方人看苏联解体的原因摘要:西方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在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过程中，西方学术界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以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按分析方法将其分为总体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两大类。
在此，本文拟就有关著作和文章的观点进行综述。
关键词:苏联解体;西方学术界;原因分析;意识形态苏联演变曾经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
西方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许多评论也未必切中要害，甚至有违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历史事实，而只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
但是，西方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在学术上依然有一定的积累，包括有一些精辟的见解。
在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过程中，西方学术界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以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按分析方法将其分为总体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两大类。
在此，拟就有关著作和文章的观点进行综述。
一、苏联解体原因的总体分析总体分析是指一些西方学者从总体的角度深人进行分析，强调多种因素综合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这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是多种内生条件和外生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分析内生条件时，一些学者分别论述了作为政治领袖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战略的失败、反对派的作用、国家的转型失败、体制弊端、意识形态问题、民族问题、帝国过度扩张等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并且强调了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
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的经济竞赛中失败了。
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并驾齐驱。
假使苏东的经济发展成功了，人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对民主的过分要求以及民族主义的运动都不会出现。
在分析反对派的作用时，美国学者J·F’.布朗和评论家罗德维等认为，反对派的作用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他们研究，近几十年来，苏联的普通民众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在苏联的一些学术机构中，持不同政见者们常常被迫做“自我批评”而不得不接受政府认为正确的观点，这本身就是让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违反科学，使他们内心感到非常痛苦，而因对这种社会体制产生厌倦。
在分析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导致苏联解体时，美国学者彼得·拉特兰认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消失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旧制度涉及意识形态。
苏东国家的公民和领导人都必须遵守官方的意识形态，至少在公众场合是如此。
随着柏林墙的坍塌，这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也立即瓦解了。
而德国学者埃克·考普夫认为苏联失败于没有强化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未能长期地全面贯彻社会主义价值观”。
在分析因民族问题而导致苏联解体时，斯特雷尔认为，苏联实行了一种失败的民族政策。
旨在维护各民族统一性的民族政策，事实上却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方面，苏联的民族政策承认和鼓励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等，允许各民族自治共和国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另一方面，苏联的集权体制和俄罗斯人在国家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使“大俄罗斯主义”盛行，俄罗斯人侵犯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这大大伤害了民族间的情感，使他们对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政权产生了不满，这种状况到1990年初时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各民族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在分析东欧地区前期所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对苏联解体造成的影响时，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尔以及符拉迪斯拉夫·祖波克、康斯坦丁·帕斯夫认为40年代的苏南冲突、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苏联的一些共和国产生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这些违背苏联旨意的“革命”虽然受到了挫折，却给波罗的海诸国、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共和国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等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革命时机成熟时，这些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
在分析东西方的竟争对苏联解体所起到的作用时，斯特雷尔认为，二次大战后的三十多年里，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尽管到70年代时，苏联在军事力量发展方面有超过美国之势，但它的经济却急剧下降，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上台以后，发起“星球大战计划”，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共产主义武装，加强了同苏联的争夺。
苏联被迫应对，这极大地消耗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其国力衰竭。
美国学者马丁·玛里亚认为，冷战是一场永不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一场无法计算耗资的战争。
双方都为那些假设性的对抗而做无休止的准备，如日益增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建立同盟、展开对第三世界代理人的永无休止的援助的竟争。
但上述竟争并没有给竟争双方带来多少利益而只是损害，实际上，苏美双方在版图和经济上并没有利益冲突。
二、苏联解体原因的个案分析个案分析是指一些西方学者强调某一个因素在导致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突出或特殊作用。
如上层自决说、改革失败说、个人作用说、东西方的缓和说等，这些研究在不排斥总体分析的同时，特别强调或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研究。
第一，“上层自决说”。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认为，苏联的解体并非是其它原因，而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作出的决策结果。
他指出，上层精英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
此集团具有如下特点:信仰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却不相信，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
当80年代末辩论苏联的发展方向时，他们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也只能拥有相对的特权和权利，且特权又会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会积累过多的财富，更无法将特权和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而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自身的利益，能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还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上层精英的态度和人民的选择截然相反!第二，“改革失败说”。
什拉彭托赫认为，若剔除道德评价，苏联是一个“正常的”极权社会，是改革的尝试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他认为，政治体制的缺陷、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经济体制效率低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群众骚动、人民生活水平差、外国干涉的威胁、想使国家财产私有化的官员们侵蚀了国家的肌体等原因都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有关条件，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家们进行改革的不幸尝试。
1985一1986年间，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改革，但当时他根本没有用自由资本主义代替苏联现行体制的详细计划。
他指出，随着加速经济发展的计划和经济改革的彻底失败，苏联经济恶化了，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同时，在狂热地寻求苏联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牺牲了官方的意识形态。
接着，他削弱了党和国家的巨大作用，而它们正是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者。
上述情况的出现使得其存在需要恐怖和意识形态信仰的苏联体系和苏联帝国再也无法保持下去。
他还指出，在核保护与原有的坚固的社会秩序保护下，即使考虑到其经济江河日下，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苏联还有可能再延续多年。
从此意义上讲，不改革，苏联制度不会走到尽头，但对这个世界来说，苏联的败亡应该发生在另一种条件下，出现另一种结果。
第三，“个人作用说”。
一些美国学者包括J·F.布朗和雷夫·达伦多夫在内的许多评论家认为，无论东欧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都是由一个人—戈尔巴乔夫造成的。
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态度以及他所制定的改革政策的失败。
这些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真正的改革家”，但不是一位“革命式的改革家”。
其二，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强权型的领袖，能对苏联体制中的关键之处进行改革。
另一方面，正如学者高曼所言，“戈尔巴乔夫既愿意听又愿意学”。
其三，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独特性。
一方面，虽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领袖，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只有一个—即当时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曾给东欧国家发出信号，允许它们追求各自的目标，这对最终导致苏联集团政权的垮台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是指他对苏联过去的批评。
他倡导要对过去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对摧毁共产主义的合法性起了促进作用。
第四，“东西方的缓和说”。
德国学者恩斯特一奥托·岑皮尔认为，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它对西方国家所实行的“缓和”政策造成的。
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实行，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加强推行的“缓和”政策对促进苏联东欧剧变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罗纳德·G·休尼认为，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极大地减少在欧洲的东西方安全竞赛、国内的政治体系自由化和减少他们在第三世界的损失，来获得使用西方技术的权利。
但这个方法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政治自由化使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民族主义力量得以释放，造成苏联四分五裂。
后记历史上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罗马帝国以及蒙古帝国的衰亡，或者是因它们向外扩张使国力衰竭而亡或者是受外敌人侵而亡，它们都与其它帝国或国家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而苏联的解体“静悄悄”，没有同当时的敌手—美国或其它任何国家发生战争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当莫斯科红场上的红旗换成三色旗时，有着千万人之多的苏共竟无一人站出来抵制，广大人民也对此非常冷漠，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参考书目（1）〔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2）〔美〕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20、184一205、220一249页。
（3）〔德〕H·诺伊贝尔:《德学者谈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郑异凡摘译，《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17期。
（4）徐崇温:《苏联剧变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
（5）〔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6）〔德〕H.赫尔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7）〔法〕托尼·安德烈阿尼:(法国学者安德烈阿尼谈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顾锦屏摘译，《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0期。
（8）罗云力:《国外关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问题的新看法》，(国际论坛》1999年第6期。
（9）〔英〕卡瑟琳·丹克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第42页。
（10）〔美〕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一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