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批评性话语分析摘要：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与其相互影响，相互包含。

话语分析，既是其三者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产物。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

本文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既概念、理论渊源、分析原则及主要方法。

其中主要方法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

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分析原则；方法1.引言1.1什么是批评性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也叫做批评语言学( critical linguist ics)，旨在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 进而揭露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诞生于20世纪7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Fowler 等在《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 揭开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

批评性话语分析被认为是批评语言学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析，它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不同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诠释不尽相同。

Van Dijk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动力和兴趣来自于紧迫的社会问题，他希望通过分析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权势，更意在揭露在这些不公正、不平等和权势的构建和维护过程中话语所起的微妙作用。

Fairclough 认为“批评”的意思就是要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比如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Lazar 把批评话语分析理解为对已经“自然化”的事物“去神秘化”的过程。

Cameron指出这种自然化往往是服务于特定利益而违背了他人的利益。

批评性话语分析家认为话语是影响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强有力方式, 因而有必要通过详细分析揭示其中的权势关系。

在语言学上，批评性话语分析吸收了美国人类学家Sapir & Whorf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假说(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以及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理论, 主张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由其实现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选择即意义)，而CDA正是主张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 试图使人们意识到以前所没意识到的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Fairclough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大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

(2) 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

(3) 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的改变和社会的变革。

Fairclough 承认批评性话语分析并非“毫无激情而纯客观的”社会科学,批评性话语分析家都是带着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而投入工作的。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独特之处就是它帮助被统治和被压迫群体反对统治者。

它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为被压迫群体谋求解放。

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意味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学术标准低或方法不严谨。

2.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的文化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靠文化(当然包括意识形态) 来确立和维持(或再现)。

过去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未必正确。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Antonio Gramsci , Jorgen Habermas 和Louis Althusser。

虽然批评性话语分析家们并非总是明确指出他们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研究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

Gramsci 认为,资本家阶级之所以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懂得将两种社会结合起来,即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 和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 的结合。

政治社会要靠诱劝和威胁来维持，文明社会是靠“霸权”(hegemony)来维持的。

霸权指的是靠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或默许来维持现行的体制和制度。

强调“霸权”就必然要强调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结构和习俗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成为正常关系这一关键问题。

Althusser 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的“观念”(ideas)，而是与社会机构的具体实践(如课堂教学是如何组织的)紧密相连的。

他还注意到意识形态在固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这种作用是决定性(或结构性)的，个人要在这种作用下反抗似乎永远是徒劳的。

批评性话语分析家对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但总的来说，Gramsci 和Althusser 对批评分析(特别是Hall 等人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研究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的。

Habermas 是法兰克福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

他首次提出“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 这一概念,认为“理想的言语情景”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的交际。

他认为理性话语可以避免扭曲的交际(distorted communication)，即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discourse)。

他的观点对德国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影响。

Michel Foucault 的话语理论对批评性话语分析亦颇有影响。

他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knowledge systems)，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

另一方面，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话语和权力又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

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握权力的。

Foucault的话语理论给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启示是：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的思想或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吸取的营养主要来自Mikhail Bakhtin。

Bakhtin 强调语篇的对话性，也就是Kristeva所说的语篇交织性或语篇体裁交织性。

语篇交织性指的是,任何语篇都是一长串语篇链上的一环,它既受制于又得益于并且改变着其他的语篇。

任何语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已存在的各种体裁(如科学论文体裁和广告体裁等) 的影响，体裁交织性(intertextuality)是绝对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一般来说，语篇的制造者会同时受到两种压力的影响：一种是循规蹈矩；一种是大胆创新,将各种体裁交织起来创造新意，从而影响社会文化结构,促进社会变革。

3.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原则Fairclough和Wodak阐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应遵循的八条原则：1. 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语言和其他符号中的表现进行剖析，而不是为了纯语言研究而分析语言的运用。

批评性话语分析与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是一种互补关系。

2. 话语反映权力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强调权力关系在话语中的体现。

权力关系通过话语得以巩固或变更。

以媒体和政治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例,从表面上看，采访者在很大程度上(如话题、角度、时间等) 对被访者有控制权，但实际上被访者常常打破这种格局。

采访往往变成争夺控制权的较量，被访者会打断采访者的问题或借回答问题之机大做政治演说。

但是，说“话语反映权力关系”并不等于说话语实践和权力关系之间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话语之中的权力”和“话语之上的权力”区分开来，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则是不断变化的。

改变或创新话语实践也会导致权力关系的改变和更新。

3. 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话语与社会文化实际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即互相包含、互相影响。

语言运用对社会和文化(包括权力关系) 的再现或更新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话语权力。

各权力阶层都想争夺这一权力。

话语构成社会文化，因为它描写着世界、确定着社会关系和身份。

任何语篇,哪怕只是语篇中的一个句子，都同时具有三种功能：表意(描写现实) 、人际(建构社会关系和身份) 和语篇(使语篇各部分相互衔接、连贯) 功能。

4.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既然话语具有上述功能,它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即通过特殊的方法描写和建构社会，再现权力关系(除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有不平等的性别和种族关系)。

但是，说“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不等于说语篇中的所有观点(包括老百姓的常识) 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性质。

要就此作出判断，光凭分析语篇还不够，还必须考察语篇是如何被解释和接受以及它们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5.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话语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也就不可能在没有历史背景作参照的情况下得以解读。

6. 语篇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社会文化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与语篇之间自然有关联，但其关联是间接的。

其间充当中介的是“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即与特定场合或情境相关的话语实践规则。

英国政策、文化以及政治与媒体的关系有什么变化，都或多或少反映在政治话语秩序的变化之中，如撒切尔夫人把传统中在政治话语秩序中严格区分的话语(如保守和自由话语) 的体裁交织起来,把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秩序交织起来，把媒体采访与政治演说体裁交织起来。

此类交织导致话语秩序和语篇体裁界限的变更，然而这种变更终究还得靠语篇的语言特征来实现。

如此,语篇与社会通过话语秩序这个中介发生了间接的联系。

7. 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对不同的听/读者来说,由于情感、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年龄、态度、认知图式以及信仰的不同，尤其是由于对有关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同一语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如撒切尔夫人用了很多诸如people 、we 之类的字眼,意义模棱两可。

people 是指全体国民、中产阶级、下层老百姓还是大资本家?we 是指执政党、所有政党、政府和老百姓还是大资本家?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根据撒切尔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她演说中的上下文,得出这样的解释:它们指的是有权阶级,即贵族、政客和资本家。

但应指出:没有绝对权威的解释,解释是动态的，一旦掌握了新的背景资料,便可以对过去的解释加以修正甚至彻底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