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首都洛阳城市经济
●张振玉
洛阳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显赫的地位,早在魏晋时期,洛阳就以商业繁荣闻名于世,“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
”这是当时洛阳城的真实写照。
北魏孝文帝时,为了巩固其统治,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迁都洛阳,开始了洛阳的北魏时代。
北魏拓跋部原是个游牧民族,以游牧经济为主,并无商业可言,北魏建都平城时,拓跋部才“徙山东……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
”此后,拓跋焘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余家于京师。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些手工业者也大都随着迁移到洛阳,促进了洛阳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带来城市经济的繁荣。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中有一段陈庆之关于洛阳情况的感想:“自吾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夷狄。
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侧,如登泰山者卑培土娄,
涉江海者小湘沅。
”洛阳在当时的繁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城市经济由于受其地理条件、时代原因以及它本身所负担的特殊历史任务的影响,形成了洛阳城市经济自身的特点。
手工作坊分布合理,利于管理。
改建后的洛阳,“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
户十万九千余。
”实行坊里制度。
“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者二百二十里。
”这二百二十里除少数在内城外,大部分在外部城内,主要分布在西郭、东郭、南郭城内,北郭很少。
因为它受到邙山的限制。
北魏统治阶级把作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市”有计划地安排在西、东、南郭人口稠密的坊里内。
此以城西为例,分布的情况大致如此:“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凭车而车为事。
”另外,“有唯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
”从城西的分布情况可知,这样分布是比较合理的。
为皇室、贵族以及达官贵人和城市其他居民提供了方便。
而且这样的分布集中,便于统治阶级管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城北郭内的闻义里找出答案。
闻义里住的是造瓦器手工业工人,因为这里靠近邙山,地势较高,制造砖瓦日用器皿需要大量的泥土,为了便于取土,统治阶级才把制造瓦器的手工业者安排在此,仅此两例就足以说明分布的合理性。
这些行业比较集中,有利于管理,便于协作,又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提高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这一点也是我国古代城市工商业的普遍特点。
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
由于洛阳城市本身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使得商业经济畸形发展,洛阳是北魏的都城,聚集了皇室、贵族以及达官贵人,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追求越来越高,生活日趋腐化,如河间王琛所“造文柏堂,形如微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伎女三百人,尽皆国色。
”再如高阳王雍“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壁丹楹,窈窕连旦。
飞反宇,周通。
僮仆六千,伎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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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百,隋珠照日。
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
”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追求,必然刺激商业经济朝这方面发展。
从《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资料分析,奢侈品金银财宝的销售是主要的。
当时集中在洛阳的“商胡贩客”,主要是贩“天下难得之货。
”包括“金银器、真珠、珊瑚、琥珀、玻璃、水晶和香药等。
”这些商品销售对象都是贵族、官僚、地主。
因为这样的缘故,使商业生产都绕着统治者的需求转,出现单一化的趋势,导致洛阳城市商业的畸形发展。
这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外贸易发达。
洛阳城南的四通市,是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这里靠近洛水和伊水,水陆交通都比较方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当时有名的对外贸易场所。
有许多外国商人居住在四夷馆和归正、归德、慕义和慕化四里,在四通市进行贸易。
据《洛阳伽蓝记》卷三所载,西方诸国来洛阳贸易和定居的繁盛情况如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
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门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
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而且“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
”由此可观之四通市的繁荣,并不亚于洛阳大市。
寺院经济独树一帜。
北魏佛教盛行,在洛阳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而且这种寺院的建筑规模宏大,可容万人者比比皆是。
《洛阳伽蓝记》载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永明寺“房庑连旦,一千余间。
”这种情况自然使得寺院成为当时南来北往和中西交通、商旅的要冲。
而且当时不少寺院所在地就是热闹的市场。
例如,洛阳寺义里一个小寺,因寺中所卖的多是水产,故当时人称以“鱼鳖寺”的绰号。
不仅如此,寺院还利用占有的大量土地经营园艺业,向市场出售果品,形成别具一格的寺院经济。
究其原因,恐怕是和当时统治阶级利益分不开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思想上提倡佛教,为寺院势力的发展壮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帝王、后妃公主、官僚贵族大量地赐造或舍宅为寺,为寺院经济的形成得以助力。
以上是洛阳城市经济的特点,从洛阳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是摆脱不了封建制度的控制,正如一切封建时代的商人一样,这个时代的商人中,贵族、官僚、军人和地主不乏其人,限于篇幅,恕不罗列。
他们把商业作为地租、俸禄外的一种牟利手段,使商业成为地主阶级经济的附庸。
就是真正的商人,大发横财之后,不少人也千方百计地与官僚勾结,钻入统治阶级的行列。
这些商人的商业利润是直接从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身上取得的,实际上是地租、赋税的再分割。
他们还拼命地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在官府掠夺农民的过程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因此说,这些商人和商业活动都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这也正是中国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可悲之处。
因为上述的缘故,工商业所获的利润,大多投资于土地,从而削弱了资本与土地所有权的对立,压抑了小商品生产,更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导致了资本主义因素的难产和难以成长。
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键所在。
(作者通讯处:福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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