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育界一颗耀眼的星星——记北京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姚家祥校友“我今天所取得的知识、能力，都是母校给我的。

我就算忘记了我自己，也不能忘记我的母校。

”——姚家祥“1938年12月22号，在江苏省镇江市，一条普普通通的巷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又增添了一颗幼小的心脏，并强有力地跳动着。

”这是1957年，姚家祥高考作文的开头。

那一年，全国招收近十万名大学生，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一位从历史悠久的江苏镇江北固山来到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年轻学子。

从北固山到丽娃河谈起20世纪50年代的师大，姚家祥无限怀念地说：“那会儿师大真是美极了！校园北部也是小桥流水，那个河面上可以划船，可美啦！”话语中充满了幸福感。

当时华师大在上海另有一个别称，叫做“师大公园”。

如今砖砌的围墙，那时都是竹子做的篱笆。

丽娃河也比现在长一些，学生们泛一叶扁舟，在河中徜徉，真是赏心乐事。

矛盾曾在小说《子夜》中描述它“绿荫如幔，芳草如茵”，情景之美令诗意的青年联想起塞纳河畔的旖旎风光。

1957年至1961年，是多事之秋。

当年的中文系虽然年轻，却有着施蛰存、程俊英、许杰、钱谷融、徐中玉等大家，然而没有被打成右派的就只有程俊英先生。

姚家祥说，他们能好好读点书的时间就是从1957年刚进校到1958年年初。

那会儿晚饭吃得慢了点，去图书馆阅览室就没位置了。

当时教授先秦两汉文学的老师是金立初（元宪），从外面聘的。

他对着一页纸的提纲就能讲半天，板书均是文言文，引文都是记在心里的。

程俊英先生讲《诗经》，《诗经》里的诗歌她就一首一首地背出来。

姚家祥说：“先生们这种治学的功夫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许杰那会儿被打成右派，不能上课。

1958年春，许先生在文史楼前参加劳动，蹲在楼前草坪上拔草，他就这么见过他一次。

那么施蛰存先生是怎么见到的呢？这事比较戏剧化。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各行各业“放卫星”。

姚家祥同他的同学被分配去修订辞海，每人分一些条目。

文史楼专设了资料室，他们就在那儿写。

当时资料室里有一个人，那人就是施蛰存先生。

学生们有了问题就去问他。

成百上千的条目，只要一问他，他都能立马讲出来，譬如在哪本书哪个部分，在《史记》的哪一个列传，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姚家祥说：“我们当时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很震惊。

觉得这个学问做得真是扎实。

”但那会儿提倡“又红又专”，特别强调红，学生都不敢多读书，怕书读得多了，就成了白专。

1959年，学校搞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

中文系去嘉定县学农，在华亭公社住了3个月。

他们的民间文学就是在那会儿学的，那时专门请了一位叫做路工的民间文学专家来讲民歌。

后来搞“教学科研相结合”，姚家祥被分到语言班，研究方言。

再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多少时间用来学习。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临，生活困难，学校便提倡劳逸结合，“逸”胜过了“劳”。

姚家祥说，“在华东师大的四年，由于历史原因，虽然没学到多少东西，但是这个教训却非常可贵。

这也是一种很难得的财富，那就是做人也好，做学问也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抱着太多功利的、政治的目的；这个我觉得很宝贵。

第二个，就是后来我们回顾施蛰存等先生，虽然当时年轻，没能对他们做出正确的评价，但从他们身上我们领悟到学问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觉得这是我在华师大学到的最可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应当一直坚持一个字：实。

”从教研室走上百家讲坛1961年毕业，姚家祥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

学校给了他三个选择，一是党委宣传部，二是工会，三是附中，他朴实地选择了去附中。

工作没几年，碰上文革；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二年，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需要人才，他便被“引进”，成为海淀区教研室的专职教研员。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姚家祥有自己的看法。

他始终认为，中学教学一定要“实”，它是基础的，要守本分。

中学语文教学不能办成大学中文系的压缩饼干，不能办成中文系的微缩景观，不能成为大学课堂的影子；而应该培养中学生正确使用语言文字交流信息的能力。

中学语文教学要培养会讲、会听、会读、会写的学生。

这就是在华东师大悟出来的要务实，这是一个大收获。

另外，中学语文教师首先要做工程师，再做学者。

你在课堂上讲得好不好，你培养的学生好不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学语文教学本质是工具性，要教学生使用语言的方法，即“授之以法”，譬如说话有哪些要求，把话说好有哪些要求，写文章、写好文章有哪些要求。

不能你自己讲出来一套一套的，却没有教好学生。

一定要务实、要实干，喊口号是没用的。

在多年的教研实践中，姚家祥摸索着中学语文教学的经验和理论，并勤于著书撰文。

他编写或合编书籍达70多本（执笔400多万字），在报刊发表文章120余篇，多为高考复习指导方面的内容，论文还多次获得省市级优秀论文奖。

他提出一系列教学观点，如“变‘教书’为‘教人读书’，变‘教文’为‘教人作文’”，“讲练并进，讲懂练会”，“每节课使学生‘知识有所得，技能有所增，能力有所长’”，“语言教学要语义、语法、语用结合，重在应用”，“阅读教学的基本作用在于培训准确、迅速获取信息的能力”，“写作教学要仿创结合，以仿为主，实事求是，面向多数，要求适度，鼓励创新”等，这些观点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由他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同仁们参与指导和编写的辅导读物受到全国中学生的欢迎，销量最好时曾达到每学年一亿册左右。

在姚家祥的高考指导生涯中，曾发生过两件有趣的事情。

1999年，姚家祥给高中生编了一本复习指导书，叫做《北京特级教师授课启示录》，书里面选择了《长城》这篇文章作为阅读练习。

巧的是，当年高考阅读也选了《长城》。

2002年，他给《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编了一套统考题，作文题目叫做“选择”；给光明日报社《考试》杂志编的一套题，作文是以“路口”作为话题。

刚好当年高考就出了以“选择”为话题的作文。

姚家祥说，这只能说是一种偶然，说明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想到一块儿去了。

2003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策划了“备战高考”专题节目，邀请他去讲语文。

听他讲了一讲之后，导演觉得很好，便请他再讲两讲。

于是当年的备战高考专题，他一人便单独讲了三讲。

在讲记叙文写作时，他教给学生自己编的20字口诀——“化虚为实、化显为隐、化理为形、化平为奇、化情为物”。

在讲座内容播出的同时，就有师生打长途电话，索要讲课底稿。

有意思的是，姚家祥的讲座之后，便闹起了非典，其他科目便停讲了。

他的讲座，成为这一系列节目的“绝响”。

后来，中央电视台请他参加《对话》节目，讲考前辅导。

当时其他的嘉宾有北大法学系的孙东东教授、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和清华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

在节目中，他给学生讲到作文备考的问题，谈起自己三次写《我的母亲》的经历。

初二时第一次写，可是写得不够好。

碰巧中考高考作文都是这个题目，他受到学校老师写斯大林悼念文章的启发，越写越精彩。

他笑称自己这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第一次“抄”进了江苏省重点中学，第二次“抄”进了华东师大。

他深入浅出、化虚为实的讲座风格，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要争9秒7，不慕金牌姚家祥说：“我崇尚实不崇尚名。

我常说，有实力你一百米跑个9秒7，咱不去追求金牌。

”作为知名高考研究专家，谁能想到他竟是在退休前两年，才在学校其他教师的再三“动员”之下申请特级教师职称的呢？一辈子务实的他，从来不愿意追求虚名。

他说：“干一件实事，比你讲一百句话都顶用。

”当年华东师大的党委书记、副校长常溪平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务实。

当时搞“除四害、讲卫生”，常溪平亲自包下一个垃圾箱。

学生们在教师里上晚自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进来看了。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坚持在集体食堂吃饭，尽管他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姚家祥说，你问我师大校风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老师的务实、实干作风，影响了我一辈子。

谈起当年的师友，姚家祥说，那时候中文系的同学都已经在各条战线上有所成绩，譬如剧作家沙叶新是61级的，作家戴厚英是60级的。

在1961年6月的《文汇报》上，还登载着姚家祥与几个同学在夏雨岛上的合影，照片上有两个小孩子，那是他们在华师大二附中实习时的学生。

旁边有一篇谈实习的文章，叫做《我们的幸福和理想》，著名语言学家、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吕必松便是作者之一。

古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此言甚善。

选择了基础教育道路的姚家祥，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专注与热情，为中学语文教育点燃了一盏耀眼的航灯。

采访末了，他兴之所至，吟出一首小诗，斯为结语：北固山下小青年，丽娃河畔求先贤。

夏雨岛边读四载，稻香园里微名传。

（）姚家祥校友个人简介：姚家祥，男，1938年生，江苏镇江人；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历任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附中教师、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中语文教研员，兼任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中语会学术部长等职务。

现为北京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教育考试研究所研究员，知名的高考研究专家。

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被民进市委评为优秀会员。

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对话》等节目中多次主讲高考迎考辅导专题内容，获得广泛的好评。

（杨敏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