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宽泛的教育政策主体不仅有利于建立完善的教育 政策体制；更重要的是，不同主体之间保持适度的张 力， 各自代表或表达不同的利益， 然后在整合的基础上 形成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保证教育政策制定和实 施的有效性。 基于教育政策主体的角色差异，我们大致可以把 决策主体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把咨询主体和执行主 体作为教育利益的代表，那么教育政策主体之间的关 系就转化为现实教育政策实践中决策者与研究者之间 的关系。托斯顿・胡森和莫里斯・科根曾经对决策者与 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过研究，认为他们分属于 “政 治 ”与“学 术 ”两 种 不 同 的 文 化 ； 由于不平等的地 位、 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对学术的不同看法， 决策者 和研究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意见分歧常常会引起他们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 导致 的分裂 ［１］（Ｐ９－１４ ）。但是， 两种文化分裂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决策者与研究者之 间的利益分歧。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具有高度分化的 角色结构， 这种结构的存在是以维持政权为依归， 一般 来说是为了执行教育利益表达之外的政治功能，不可 能按效益最大化来配置教育资源。他们通常以政治家 的眼光或以政治利益来衡量教育政策的价值，他们制 定和实施教育政策也通常是为了解决更大社会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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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质上是教育政策主体的 一种利益表达与整合过程，其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作为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的重要特征， 决 定或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 一种利益倾向，而这种利益倾向又是由教育政策主体 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而价值取向的合理与否对主 体自身、 主体间关系以及其他主体均有重大影响。本文 将从分析教育政策主体的类别及其利益分歧入手， 对 教育政策主体利益表达与整合的三种基本模式进行评 析， 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规定性。 一、 教育政策主体的类别及其利益分歧 笔者曾对教育政策主体进行过探讨，认为把教育 政 策 主 体 仅 仅 理 解 为 决 策 主 体 （ 国 家 或 政 府 ）的 认 识 过 于狭窄，教育政策主体还应包括作为咨询主体的专家 和智囊， 以及作为执行主体的教育行政机构及其官员。 教育政策主体是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决策主体、 咨 询主体和执行主体的统称，三类主体体现了 “谋”与 “断” 的分工， 不可或缺。教育政策的实践表明， 没有决 策主体的核心作用， 教育政策就缺乏目的性和权威性； 没有咨询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服务，教育政策便缺乏科 学性和客观性。咨询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成熟程度当今 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政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０ 卷 （总第 １３５ 期）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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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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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型雨： 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人格” ， 其活动意志是一种“公意 ” ， 这 种“公 意 ”反 映 公共行政理论 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５］（１３５）。直到现代， 仍然将政府看成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政府政 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学家彭德尔 顿・赫林就明确指出： “我们必须把联邦行政机 构 看 成 是一个整体：它必须发展成为执行公共利益政策和促 进总的社会福利 事 业 的 机 构 ” ；并 且 认 为 “ ‘公 共 利 益’就是指导行政管理者执行法律的标准。”理研究所，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 ］ 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本质上是教育政策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与整合过程。无论是政治模式、 渗透模
式还是互动模式， 它们在利益表达与整合过程中各有优劣， 因而不管选择哪种模式， 重要的是教育政策主体都必须确 立合理的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最主要的规定性是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 要求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做到为国家发展与为教育发展的统一、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合规律性要求教育政策的价值 取向在统一性原则基础上坚持偏移性原则， 相对突出“为教育发展” 和“教育公平” 的价值选择。 利益表达与整合； 价值取向 ［关键词 ］ 教育政策；
!收稿日期 " *%%+(%’(’* 男， 湖北武汉人， 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作者简介" 祁型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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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 总第 １３５ 期 ）
的一些基本问题。而咨询主体和执行主体是为了教育 利益表达而形成的专业化内部角色，集中致力于教育 利益表达目标，一方面他们能够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过程中监护教育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整个集体代 表广泛的教育利益，因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控 制决策主体的比较隐蔽的意向和行为，如集团利益的 膨胀、 政治精英私欲的肆虐、 决策的短视或随心所欲等 等。因此说来， 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 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在整个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不同主体利 益的表达方式与整合程度。 二、教 育 政 策 主 体 的 利 益 表 达 与 整 合 模 式 及 其 困境 决策者同研究者由于利益分歧而出现紧张关系和 交流发生困难是在所难免的，而且两者保持必要的张 力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无意义，关键是要建立 起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与整合模式。卡罗尔・ 韦斯曾经 从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运用视角，提出了七种不同类 这些模式大致分为两类： 一 型的模式 ［１］（ ７０－７９ ）。概括起来， 是政治模式， 二是渗透模式。政治模式是指决策者已经 作出决策， 然后再授意研究者进行研究， 希望研究结果 能够支持他们的立场；渗透模式是指研究者将研究纳 入决策者的意识领域来形成有关政策的讨论术语和思 考问题的方式， 从而间接地影响政策。由于决策者和研 究者存在着利益分歧，这两种模式的政治品格有所不 同。政治模式因缺乏有力的理性依据而带有许多专断 的意味， 决策者倾向于选择支持其观点的证据， 认为研 究进入了政策领域就应该成为政治矛盾中可以利用的 工具，这样常常使研究者为其研究成果被用于政治斗 争， 而 自 己 又 不 能 解 释 其“真 正 ”意 义 而 感 到 沮 丧 ； 渗 透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 学性，但是研究者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很难找 到适当的平衡，这样使得研究和决策之间的张力变得 比较狭窄， 研究要么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 沦为政策的 附庸， 要么陷入了自我欣赏， 毫不顾及现实意义。鉴于 上述两种模式的利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种在调和背 景下能够使教育政策主体的利益得以表达与整合的互 动模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蔚然兴起的教育政策分析为互 动模式的运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为了缩小研究者和 决策者之间的差距，为了使系统化的知识能够更直接 更迅速地影响教育政策，使理论知识与政策制定之间 具有更高的相关性，研究者在政治领域中发展政策科 学规范， 并与追逐权力的决策者合作， 融入到政策过程 之中， 共同成为教育政策的知识上的伙伴。然而， 正如 ・ 特罗所警示的那样， 教育政策分析也并非无懈可击： Ｍ 一是政策分析人员面临着怎样处理对职业和对政治双 重忠诚的道德问题，他们一方面要应允和努力契合政 府的需要； 另一方面， 又要在寻求真实知识、 寻找负面 证据以及自由谈论或发表已知信息方面履行自己职业 的承诺。二是决策者和研究者的渗透关系会影响彼此 交流和对话的性质， 通过在政策过程中对研究数据、 思 想和假设的阐释与过滤，这种关系会更广泛地影响进 一步扩大的决策 ［２］。 由此看来， 决策者和研究者所代表的利益不同， 利 益表达与整合就很难找到最理想的模式。因此， 不管选 择哪种模式，重要的是决策者和研究者都必须确立合 理的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查尔斯 ・ 林德布洛姆曾经用 “民主的智慧”来解释利益协调的问题。他认为， 政治 参与之间具有战略眼光的分析和彼此利益的调适， 是 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基础过程。但是， 托马斯・戴伊对 此进一步分析认为，战略性分析和彼此利益调适是智 慧地或明智地制定政策的关键，但如果缺乏对于基本 价值观念的认同， 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３］（Ｐ２２３）。教育政策的 价值取向作为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的重要 特征， 除了具有社会性、 历史性、 时代性、 民族性等显而 易见的特点外， 还具有主体性、 制约性、 预存性、 外显性 等特点。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一系列特点表明， 其作用 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它的突出功能是决定或支配主 体的价值选择， 因而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合理与否， 对主体自身、 主体间关系以及其他主体均有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引导和促进教育政策主体确立合理的价 值取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解构和消除不合理的价 值取向才是一种治本之选择。 三、 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规定性 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具有什么样的规定性呢？如 何合理选择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呢？教育政策是有关 教育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措施，因而只有首先认识政府 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教育 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规定性。 （一） 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政府政策行为的 目的和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关于政府政策行为的基本 目的， 主要有三种价值取向： 第一， 公共利益的价值取 向。论及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的亚里士多德。在亚氏看来， 凡“正宗政体”行为的价 值取向自然是公共利益， 而只有“变态政府”行为的价 值取向才是统治者个人利益或部分人利益 ［４］ （Ｐ１３３－１３４）。亚 氏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如 卢梭认为， 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政府是一种“公共
［６］（ Ｐ５６－５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