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体系建设、产业转型、新型城镇化、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创新等重大使命。
一是建设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积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这一交通大动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中西部地区广阔腹地发展。
建设重点：加强航道疏浚治理，增强长江运能，促进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健康发展；以沿江重要港口为节点和枢纽，统筹推进水运、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网集疏运体系建设；依托交通设施，布局建设一批临港经济区、临空经济区和飞地产业园，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二是建设长江产业集聚走廊。
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沿江地区转型发展。
建设重点：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沿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推进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大“板块”的产业联动发展，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依托沿江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促进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三是建设长江新型城镇集聚走廊、生态城市带。
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建设，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发展，提升城镇生态质量。
四是构建长江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实施东西双向开放战略，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促进东部沿海地区深度开放，促进长江上中下游联动开放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协同开放发展，促进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缅甸等周边国家合作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动发展。
五是建设长江生态走廊。
将长江生态安全置于突出位置，处理好发展和保护二者关系，避免产业转移带来污染转移；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做好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保护；在全流域建立严格的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控制污染排放总量，促进水质稳步改善，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永续利用。
六是构建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在制度安排上，成立国家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委员会，统筹长江经济带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全流域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区域间互动合作机制，完善长江流域大通关体制，更好发挥市场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简介：吴传清，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武汉430064）。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陆大道院士基于“点轴理论”，提出了“T字型开发模式”，认为作为我国黄金水道的长江，无疑应该是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经济布局的一条重要的一级开发轴线，这一构想被国家所采纳。
1992年，邓小平在南行讲话中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中共十八大后，在谋划和打造全国区域经济新棋局的过程中，长江经济带再次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5月份在重庆等地考察时，都对建设长江经济带寄予厚望，做出了具体部署。
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功能和意义是多重的，其中，促进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缩小三大地区的发展差距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长江经济带是促进东中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基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1992年，邓小平对调控我国区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夏永祥谋划中国经济发展新棋局（六篇）47 DOI:10.14017/ki.2095-5766.2014.04.020区域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域发展差距做出了整体构想。
在“九五”计划中，国家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条重要方针。
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不断扩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快速崛起和支持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快发展等四大区域发展战略。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四大战略的设施过程中，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跨越四大地区的开放性市场体系，通过跨区域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合作必须要有载体和平台，载体和平台又必须是跨区域的。
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合作和协调发展中，长江经济带就是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
按照“点轴理论”和“T字型开发模式”，长江水道的沿江地区，是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地区。
长江发源于青海省，在上海市入海，横贯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自东向西，依次包括东部地区的上海市、江苏省；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四川省等。
如果加上沿途的岷江、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和淮河等大的支流，则流域面积和辐射范围更广，整个长江经济带，实际上呈现出以长江为竖线，通过支流向南北延伸，有众多横线的“丰字型”分布格局。
长江水量丰沛，自四川省宜宾市以下，航运条件优越，航运量大，在近年的开发过程中，沿江地区又新建了上海到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交通运输条件，为畅通区域内资源流通、建设强大的经济带，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在长江经济带内，自东向西，经济发展基础和实力依次梯度递减，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条件优越，基础雄厚；江苏省是我国第二经济大省，体量大，实力强；浙江省不仅是经济强省，而且具有体制优势。
这3个省、市具有巨大的带动和辐射能量。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几个省市，虽然也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但是与沪苏浙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自然资源的分布却与此相反，丰度自东向西，依次递增。
可见，长江经济带内是我国整个东中西三大地区区情差异的缩影。
据此，通过引导东部地区的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资源沿江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就可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三大地区的联动与协调发展。
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中对加快上海发展的重视，实际上并不仅仅着眼于上海，而是要发挥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作用。
可见，建设长江经济带作为一条纽带，把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三大战略有机地串联和衔接起来，可以优化和提高它们的整体效果。
二、分工协作是促进东中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灵魂在于分工协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协调发展，固然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三大地区之间一定的无偿对口支援，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基于市场经济平等互惠原则的分工协作。
在分工协作中，每个地区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实现共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是基于资源分布差异基础上的垂直型模式，三大地区处于不同的产业链条环节，中西部地区主要负责生产处于上游的能源和原材料，然后交给东部地区加工，其中一部分返销到中西部地区。
由于国家统一定价，地区之间存在价格“剪刀差”，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加工品价格相对偏高，因此这种分工协作关系实际上是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固化和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同时考虑到中西部地区的加工业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地区间资源流通的物质基础已经大大改善，因此，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应该转而采用水平型模式，即基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资源可以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全方位分工协作。
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固然是不可位移的，但是，东部地区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入股合作开发这些资源，既优先保证东部地区的需要，同时获取开发收益。
在反复的市场博弈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价格，可以达到一个既与国际市场接轨，又能够为合作双方接受的均衡价格，从而保证合作双方的利益。
上海市和江苏省的苏南和苏中地区以及毗邻的浙江省，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近年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土地供应不足，环境承载力接近48饱和状态，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产生了产业向外转移的强大推力。
产业转移既遵循“点轴理论”，又遵循“梯度转移理论”，因而，沿长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是一个重要方向。
事实上，最近几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加工型企业，已经在向安徽、江西甚至重庆市实行大跨度转移，包括资金、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呈现出“泛长三角地区化”态势。
这必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加工业发展，使当地资源就地加工，避免长途往返运输造成的成本上升和资源浪费，还可以使当地劳动力就地就业和城镇化，解决过去几十年中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远距离到东部地区打工就业带来的种种问题。
三、一级轴线与次级区域对接是促进东中西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长江经济带作为一条一级开发轴线，不仅横跨东中西三个一级区域，而且包括许多省、市次级区域，在我国的现行经济和行政体制下，每一级行政区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主体与单元，因此，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必须处理好一级轴线、三大区域与众多次级区域之间的对接和协调发展关系，确立有效地实现机制。
从长江经济带的现实情况看，在以上所列省市级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还有大量的地级市，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和成熟的城市群和分工协作关系。
例如，江苏省的苏锡常城市群、南京一小时都市圈；安徽省的皖江城市群和产业带；江西省的昌九城市群和经济走廊；湖北省的武汉城市群；湖南省的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成渝城市群和经济带，以及由宜宾、泸州和攀枝花等市组成的长江上游经济带，等等。
每一个行政区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和发展定位，它们之间是一种竞合关系，既有利益一致和合作的一面，也有利益冲突和竞争的一面。
如何把这些分散的、存在重大差异甚至利害传统的利益诉求和发展定位，整合成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规划，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成败的关键。
如果各个次级区域没有全局观念，自行其是，唯我为重，那样建设起来的长江经济带只能是“马铃薯”式的撮合，而不是真正的融合，也收不到一体化的整体功效。
如何处理好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在我国多年的实践中，还没有非常成功和成熟的经验，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京津冀地区一体化，都遇到了很大困难，竞争的一面远远大于合作的一面，效果有限，甚至不及欧盟一体化的效果。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我国现行的经济和行政体制，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是深化改革，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尊重每一个次级区域的地位和利益，把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利益化解到每一个次级区域中，使它们都能够从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中获得合理的利益份额，同时赋予它们开展区域合作的必要权利，最终使每一个次级区域既想合作，又能够合作，如此才能真正形成长江经济带，也才能发挥它在推进东中西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简介：夏永祥，男，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苏州21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