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
我们今天称司马迁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这至少说明司马迁的文笔很为后人所称道。

事实确实如此。

《史记》的传记详略得当，前后呼应，加上司马迁用字非常传神，对人物的性格刻划得入木三分，常使读者拍案。

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鸿门宴一段：“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於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卻。

’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接下去，主要写刘邦、张良一伙如何处处提防亚父范增的暗算，关于曹无伤的告密，刘邦听了似乎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他是没有听清楚吗？不是。

等到刘邦由小路逃回自己营地以后，“立诛杀曹无伤”，原来刘邦不露声色却耿耿于怀。

这种明断暗连的手法，把刘邦那种工于心计的性格特点，刻划得淋漓尽致。

又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钜鹿之战：“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司马迁连用了三个“无不”，一下就令项羽的气势跃然于纸上。

这些都表明，司马迁行文确有过人之处。

除文字上值得称道以外，司马迁还在书中鼎承了春秋笔法，不单是记叙一些人物、事件就算完了。

《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所以司马迁不单是要写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他还要通过写这些人物、事件来“明是非”，让后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例如司马迁把《礼书》作为八书的第一篇，是“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他又把《吴太伯世家》作为三十世家的第一篇，把《伯夷列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为了表彰“礼让”的德行。

司马迁通过这种方式，使读历史的人能够明白道理正误是非，从而使文化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钱穆说，读书应该要读出作者的为人，否则决非善读书者。

我们今天来读《史记》，也应该能够从中看司马迁其人其志，这才能够发现：司马迁作《史记》，原是要承续一种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述他父亲的话：“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
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

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它既说明了司马迁作《史记》的初衷，也说明了他要达到的目的。

他自己也说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表明他作《史记》是要重新振作自周公、孔子一脉传下来的王道礼乐，司马迁是要效仿周公和孔子对过去文化进行一次大总结，以宣圣德，并对后世的德化产生大影响——这才是司马迁不惜冒险私作《史记》的原因。

也正因为此，司马迁的《史记》不再是以前的“王官学”，而是一种“百家言”。

司马迁不单要写本纪，还要写列传，而列传的编排，他又采用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将思想相近，生平相似的人排在一起，各自叙述详尽，以成体系。

他大胆把老子和韩非放在同一传中，说明他已经明晰老子的“道”和韩非的“法”，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以类相从，各叙体系”的编排就是司马迁的创见。

从此，史书不再独围着天子转，仅记录其言其事，把它作为后世训导的依据，而逐渐走向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评史中出现的各人物和事件。

后人之所以称道《史记》，并认为它是中国史学肇端，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