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广东史志2002/1宋代的肇庆社会仍然是落后荒凉之地。
宋代肇庆一度是中央政府流放有罪官员的重要场所。
但这些官员被流放南下,往往都是身兼官位的,这就为他们在肇庆地区施展改造社会的才能提供了条件。
他们在肇庆地区的工作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包拯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位。
一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以前重心在西江流域。
人口数量多寡是衡量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统计,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南海郡人口从94253人增至250282人;苍梧郡从146160人增至466975人。
据宋《舆地纪胜》卷第96《广南东路》记载,“汉武帝平南越置苍梧郡,高要以县属焉。
东汉因之,吴晋无所更革……隋平陈废高要郡立端州……炀帝罢端州为信安郡。
”户口急剧增加,除自然蕃衍净增外,外来人口的流入和本地土著加入编户行列是不可忽视要素。
隋大业六年(610),信安郡户数仍居广东的前列,人户最密①。
唐代广东人户分布重心因大庾岭的开凿而向北江转移,但西江仍是人户高密区。
宋代西江人户记载才开始减少。
②其原因,一是北方移民减少以及当地汉人少数民族化,二可能与当地少数民族不入户籍有关。
所以才有宋淳化年间端州知州冯拯的“括丁法”。
直到南宋时,“时岭南土旷,常数十里无人居。
”③宋《方舆胜览》卷34《广东路》记述肇庆府“土旷民惰,不力于耕。
夷僚杂居。
”说明肇庆地区的人户稀少。
宋代中原官员把到肇庆做官看作是一种惩罚。
唐宋肇庆地区是中央流放被贬官员的首选之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宋代肇庆地区的社会发展。
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在《充春州军事推官兼知本州王孝叔制敕》中指出:“南方荒远之州,吏多惮往。
”宋代何坤在《新州建置记》中也称:“新为郡于万山间,无大川以宣其恶,故烟瘴重。
”其实所谓的“烟瘴重”,就是指地方的开发落后。
不仅如此,肇庆地方“又与瑶獠杂居,故赋入少。
”到此做官就无油水可捞,所以“达官伟材之人所不屑为,间有仕乎此者,犹以民淳务简得稍暇裕,往往务十仙之名,而不鄙其地,官不旷则事不堕,学校廨宇赖以建葺,不致极敝大坏。
”所谓“民淳务简”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些官员无开拓进取之心,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若遇到灾荒岁月,肇庆地区在官员的眼里简直就成了人间地狱,“自迩年饥谨臻而盗贼炽,逋负积而督课急,闻新心态作用下,正常的官员安排已无法进行,肇庆社会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故郡阙守者屡年,纪纲荡尽废绝相因,学舍颓圮郡廨也化为瓦砾。
”官员在肇庆的不作为,没有给地方社会发展带来益处,人民也因此而淡忘这些官员。
宋嘉 三年(1058)崔颐在《新州郡守题名记》中就表述的颇有几分道理:“地僻境隘,民薄产而多贫,朝廷遣守与之共理,或骄其僻而不举职,或轻其隘而不为力。
”其实在唐宋时代,还是有些官员确实为地方社○刘正刚魏霞人物春秋肇庆包拯与会发展出了力的,“其能以治行自任而卒享显贵者,时亦多焉。
”④如宋真宗时陈亚知南恩州,“地多烟瘴,瑶僚杂处,亚务行宽政,深得民心。
”⑤二包拯(999—1062),宋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字希仁。
天圣进士,累迁监察御史,是宋代有名的清官,为历代百姓所颂扬。
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包拯被贬为肇庆州官,任期三年。
在肇庆三年,包拯本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信念,为肇庆建设致力服务,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东西。
据新修《肇庆市志》记载,包拯规划端州新城,将端州城向西迁移,继前人将护城围续向西边构筑;扩大修筑西江堤围,开渠凿池,引导民众改造沥湖为耕地、鱼塘;增建清心堂、节堂、枕书堂、洗砚池、菊圃、敬简堂、双瑞堂等;在端州城内修建丰济仓,以备饥荒;建崧台驿于城西,以利商贾等交通往来;建星岩书院于宝月台,为肇庆创立书院之始,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建设。
另于城西建文昌宫、城东建宝光寺等。
⑥应该说,包拯对肇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了自己的通盘考虑规划并努力地付诸了实践。
宋代肇庆已开垦不少水田,但沥水排不干,同时新筑的堤围也阻挡不了每年的洪水,居民饮用西江及沥水,常导致瘟疫流行。
为了解决端州人因饮用水常患病的难题,包拯教民凿打水井。
据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包拯“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
其在西门外者,曰龙鼎岗井,民居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
”⑦这七口井的具体方位,据元末明初董源《义井记》云:“相传郡城包公所凿之井有七,一在府治内;在府治西,岳庙旁则为第二井也;在县学前街南,俗称义井,则第三井也;其四是分司巷口;其五在广济仓右;其六在北门之左;其七在主帅堂前。
”据今人考查,目前这七口井有五口已在历史发展中被填塞,但尚有旧府署内水井和龙鼎岗边水井存世。
⑧肇庆以特产端砚而名闻遐迩,并作为地方贡品每年上贡中央,这也就成了某些官员到肇庆后首选的心爱之物。
史料中常对有官员掠砚之记载。
《宋史・包拯传》载:“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遣权贵。
”正因端砚贡品的角色,地方官为巴结权贵人物,往往多采、滥采端砚。
北宋熙宁二年(1069)周敦颐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曾到肇庆视察工作,了解当时“端守杜谘取砚无厌,人号杜万石。
敦颐恶其夺民利,因请著令:凡仕于州者,买砚无过二枚。
”用法令的形式规定官员购买端砚的数量,也是迫不得已办法。
即使如此,一些人总是将端砚作为假公济私、巧取豪夺、行贿受贿的重要物件。
康熙《肇庆府志》卷18《名宦志》载,南宋淳熙七年(1180)进士马曦骥在肇庆任职期间,“留心佐政,有以奇砚献者。
曦骥谢之曰:此非暮夜金,但吾职贰郡,当饮水自励,何敢以长物污家声。
其人惭退。
”能拥有奇砚的人,应不是一般普通百姓,用端砚行贿,仍突出了端砚在上层社会的特殊价值。
包拯在肇庆工作三年,自然少不了与端砚的缘分,但史料中反映的恰是他如何保护端砚的正常开采量及拒收端砚的事迹。
道光《高要县志》卷18《宦绩录》记载,包拯在完成贡品同时,坚决制止多采、滥采端砚,“(包)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包拯不仅制定条例,规定限额开采,且自己分毫不取。
这一举措,正反映了他清廉的刚烈性格。
包拯对肇庆基层官员队伍的建设十分关注。
宋初太祖鉴于唐代藩镇割据之弊,不委任刺史,而分命朝臣出守列郡,三年一替,“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
”⑨但这种朝廷任命的朝官,在素质方面及频繁轮换过程却非常令人担忧。
这在肇庆表现相当明显。
包拯在《请选广南知州疏》中曰:“臣窃见广南知州例差奏荫京朝官,初任知县及一考者,世禄之胄鲜敦义教,童孺之岁便忝仕籍,未尝学政即使司民。
甫越期年又移典郡,一邑之事尚未练悉,六条之重安可责成。
”他认为对边远之地的管理与开发,国家更应该派遣有才能的官员上任,“地虽远郡不可轻授,方国家多务,调率旁午,远民困重尤在得人。
”他特别以自己在端州的所见所闻,谴责无良官员串通一气互相作弊给地方百姓带来的危害,“臣前在端州具知其事,或无职官处,只知州独员管62广东史志2002/1勾其猥冗,恣横之辈惟务诛求,庸懦蒙昧者又全不晓事,民惟其害,无所诉告。
提刑、转运使惮其远恶,不能巡历按劾,但上下相蒙耳。
”他要求中央选派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官员到肇庆工作,“乞今后奏荫京朝官该广南知州者,于次任知县内选有治绩及举主者方得差移。
”包拯对广南等地官员队伍的建设问题,并不是一纸空文就了事。
他时时督促有关部门执行。
他在《请添差广南职官疏》说:“臣先曾上言广南东西两路诸州原无职官处,各置一员关掌郡事。
蒙下铨司,至今未闻有人注,拟以岭外遐僻,惮其地远。
……窃见顷年以来,广南阙官于江浙移两任四考以上簿尉充彼县令,自后因循不行。
乞令铨司检详旧例,于江浙荆湖等处近便诸州簿尉中,选无罪犯两任,五考以上除权职官,四考以上除县令,便令赴任。
如此则远官无由幸免,异俗得以辑宁。
”宋代官员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
所以才有包拯建议“至今未行”之说,但他关注肇庆官员队伍建设却未动摇。
他在《再请添差广南职官疏》中言:“(郡县)长吏之任,尤在得人,童孺之年未尝学政不当轻受,近地牧守尚有通判职官,更相禅赞。
而岭外远郡乃令此辈独员管勾,民罹其害,无所控告,甚非朝廷求治之意也。
”对选派官员仍坚持初衷。
从此可以看出,包拯对肇庆的情感之深。
包拯所反映的情况,在两宋时期并没多大改观。
南宋状元黄公度因与秦桧不和,于绍兴19年(1149)被贬为肇庆府通判,目的是“以荒恶之地”惩罚他。
在肇庆期间,黄颇有善政,治事之余,以读书著文为乐,后被召回朝。
他述及岭南弊事说:“广东小郡有十年不除守臣者,权官苟且,郡政废弛,民受其弊。
”⑩这说明肇庆的官场仍黑暗重重。
三包拯在肇庆任期仅有三年,但他的清廉刚直的工作作风,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至少自宋代开始,肇庆官民就开始修建纪念包拯祠庙。
包公祠又曰龙图包公祠,“旧在府治仪门左。
宋熙宁中(北宋1068～1077)郡守蒋续建。
”这之后,历代官员都十分重视对包公祠的保护与祭祀活动,元代延中(1314～1320)知事宋深道、照磨卢世华等率领民众重建,并以春秋时祭之。
明宣德六年(1431)知府王莹重建。
明成化乙酉(1465)年知府黄瑜请于朝,要求恢复官方对包拯祠的正常祭祀活动,“前代有祭,今历年久,祠宇虽在,祀典不闻。
乞敕该部每岁于春秋仲月,支官钱买牲醴择日致祭。
”并要求将“仪注祭文刻石永为令。
”为了方便民众对包公的祭奠,明弘治甲子(1504)年潘蕃“以祠在郡署,谒者弗便,命郡守黄 于西门内改为今祠。
”清康熙九年(1670)知府史树骏重塑包公像。
λϖ明弘治十八年(1505)张诩在《宋包孝肃公新祠记》称:包公祠为“宋熙宁中郡守蒋续新建,其后修废不一。
皇明朝之九十年,为成化乙酉知郡事黄瑜始疏入祀典,岁春秋享以少牢之礼。
又四十年为弘治甲子总督都宪潘公以祠限郡署内,凡东西往来瞻谒者,弗之便也,乃委郡守黄候于郡署外之西百步许,相地而改祠焉。
”一个在肇庆仅任职三年的官员,能够受到肇庆民众如此礼遇,正说明包拯对肇庆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包公祠是人民怀念他的实证。
历代官员拜谒包公祠时,均极力颂扬包拯对地方社会的贡献。
元代王揆曾作《包孝肃公祠记》称:“公在宋康定初,由殿中丞出守于端,以清心直道为治本,”使肇庆地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地方千里不识贼盗,吏无叫嚣,水蛋、山徭熟化奔走,恩威并著,岁仍太和。
”正因为如此,包拯业绩一直被“海隅之民户诵人咏至于今,称之君子”,并建庙祀之。
据说,由于包公祠的祭祀活动,肇庆社会平稳发展,“比年以来号为易治政平,讼理囹圄空虚,公无负租,民安其业,虽有水旱疾疫不为灾……是皆蒙公之泽。
”王氏之言显然过于夸大包拯作用。
因为在宋元时期,肇庆瑶族的叛乱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规模也较大,一直是政府头痛的问题。
λω但包拯在肇庆期间,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包公祠是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