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皇帝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里议论的“愚君政策”，一直不曾为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们提及。然而大量历史事实都可以说明，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今的人们很少不知道“指鹿为马”的故事。中国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胡亥，就是被赵高愚弄，如同天下头一号的傻瓜。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的皇帝们似乎都遵循这样一则规律，即从开国之君以后的第三代往下，皇帝便由平庸走向昏庸、孱弱。这种结果显然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完全相悖。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三十五章的最后，写下了一段完全不同于中国史学主流论点的文字：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这是耐人寻味。
鲁迅认为“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鲁迅看来，“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更深的是体现在为生存而奋斗挣扎的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是“民魂”之壤，深植于民众之壤的“民魂”是不死的，是希望所在，是信心与力量之源。
（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句话该如何理解？(讲第三部分的时候就一起讲了)
鲁迅从“瞒和骗”的文艺同“瞒和骗”的国民性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中，概括、提炼出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虽然是在谈到“瞒和骗”这种消极现象时做出的，但我们的理解须着眼于它普遍的积极意义，即它所揭示的文艺同国民精神的辩证关系、文艺的特殊功用等。首先是国民精神决定文艺的风貌，文艺反映国民精神，或者至少打上国民精神的烙印。例如中国古代所谓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现代的“五四”文学、抗战文艺等，可以说无不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相联系，无不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所灌溉。事实上，正是这种联系和灌溉，才使得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引起受众普遍的精神上的共鸣。其次是文艺对于国民精神的积极影响和反作用。“满和骗”的文艺可以“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健康向上的文艺自然也可以使国民精神获得升华和提高。鲁迅始终认为文艺能够移人性情、影响人的精神、具有启蒙作用，这的确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他提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一命题，更是一语点明了文艺特殊的社会功用，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文艺作品的这种客观效果，人们不能不提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鲁迅的“灯火”论证是要启示作家以健康向上的思想塑造国民灵魂，培育国民精神，引导我们民族以健全的人格卓立于世。
类比法
学界的三魂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民魂”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民魂”才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如今依然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撑她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才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但是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却只有“官魂”没有“民魂”，那真正体现中国灵魂的“民魂”被阉割被埋没掉了。
正因这一文学思想的流毒和影响之深，，这才将一切社会人生的不足之处通通加以掩盖，这无疑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妨碍。于是鲁迅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写下了一段含义极为深刻地话:“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成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不足忧悲似的。”这一部分分析“瞒和骗”思想的影响和危害，给人以警策。
第三部分：（12—14自然段）这一部分是整篇文章的精髓所在。（同学们一起读12自然段）。鲁迅开出了根治“瞒和骗”痼疾的药方，那就是“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也正是文章的文眼所在。最后一段简短有力，进一步表达了鲁迅对于建设新文艺的热切希望。
论睁了眼看
发表于《语丝》，收入《坟》
第一部分：（1—5自然段）先写为文的缘起，即看虚生先生的时事短评有感而作。感的是什么呢？下面请同学们读一下文中的第3自然段。下文一转：“（第3自然段）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接下来三段就从批判国民性入手（在此可以解释一下“国民性的含义：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深刻地揭示了“瞒和骗”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孔孟之道长久的精神统治，讽刺中国文人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的文艺思想，而他们的方法就是什么啊？（让学生回答？“瞒和骗”文中第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第五自然段结尾结尾有这么一句话。），在这里点题且引起下文。
本篇课文无情地批判了“瞒和骗”的思想与文艺，告诫人们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从“瞒和骗”中走出来，建设中国真正的新文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发表于《莽原》，收入《坟》
主张对资本家的“乏走狗”，不能讲费厄泼赖，而要痛打落水狗。
夏三虫
《华盖集》
苍蝇是国民党反动派、蚊子是资产阶级帮闲们、跳蚤是他国帝国主义分子
（1）鲁迅是如何深刻地揭示“瞒和骗”的文学传统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抨击时从国民性入手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正视社会、人生？此种性格弱点是怎么造成的？他认为这首先是“孔孟之道”长久精神统治的结果。中国是一个有漫长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一代一代的“圣君”“贤相”都把封建礼教作为制驭民众的手段，“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早已成为国人共同的心理机制。这也就是胡风先生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一到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自然就要反映到文艺上来。鲁迅把“瞒和骗”的文艺与“瞒和骗”的国民性结合起来考察，十分精辟的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说明“瞒和骗”的文艺源于“瞒和骗”的国民性，反过来又推动“瞒和骗”的国民性进一步扩张，以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瞒和骗”的国民性与“瞒和骗”的文艺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的必然产物。
1.《春末闲谈》的知识性、趣味性特点。
丰富的知识性体现在文章的实例中，有中外历史文化知识，中外古今的各种麻痹术等；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学知识。
生动的趣味性既来自于知识性，又得力于作者生动有趣的叙述。这些有趣的知识经作者剖析，增强了文章的理趣。
知识性和趣味性都服务于文章的中心思想，都为论证“统治者的一切麻痹术都是不能十分奏效的”这一中心论点，使中心思想的论证严密而充分，说理透彻生动，在趣味盎然中使读者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感情的陶冶。
略论中国人的脸
《而已集》
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鲁迅给全体中国人“相”了一次脸，这一相便相出了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家畜性”。这家畜性的表现就是：驯服，忍耐。从“家畜性”里还孽生出了昏庸、麻木和狡猾的特性。这些连家畜性都不如的特性，是中国的国民性变得每况愈下。
鲁迅先生认为，导致“家畜性”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原因就是国人普遍缺乏“兽性”——既缺乏反抗和抗争的意识。鲁迅之所以要给国人相脸，之所以要通过国人脸相的气息揭示骨子里的卑怯和驯服，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家畜”成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启示我们正视自己的病根，将奴性从心间和脸上多多洗去。至于反复赞扬“兽性”，并不是要我们野蛮残忍，不是要我们每天伸出狼爪攫食绵羊的心肝，而是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反抗非人的奴役和凌辱。
2.《春末闲谈》的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特点。
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语言特点，既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又使说理文章风趣生动，避免枯燥无味或板起面孔说教的缺陷。反语的运用，有时能比正面的批判更深刻有力地否定荒谬事物。文章还常以貌似为治人者着想的口吻，行嘲弄和讽刺之实。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确使文章的战斗性大为增强，也常使读者忍俊不禁，读来趣味盎然。
随感录65暴君的臣民
《热风》
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语丝》《坟》
雷峰塔倒掉了，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为什么倒掉的？“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逢凶化吉”，你挖他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于是人们再三叹息：“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倒掉的原因以及人们所发的感慨也并无不平常之处。然而，恰恰在这些平常的现象后面，作者看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守旧、维持现状、惧怕变动。作者称之为“十景病”，并以此为出发点，联系与之相类似的事，说明这正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守旧复古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十景病”必然阻碍创新和变革，阻碍社会的发展。医治“十景病”的惟一办法是“破坏”，但作者指出，“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有“革新的破坏者”和“寇盗式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三种，我们所需要的，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作者于文章结尾点出了主旨。
文章开头首先介绍细腰蜂捕捉小青虫为食料的特异本领——用神奇的毒针蜇入青虫，使其不死不活，不动不烂，以保新鲜。然后再由细腰蜂毒针的麻醉作用，联想到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种种麻痹手段和各种“治术”，他们在理论上用“圣贤之致，目的只有一个，让统治者的地位永久稳固。文章最后指出，人们的思想终究是无法禁止的，妄想长久统治人民的种种“治术”终将失败，人民群众必定会觉省，并起来抗争，奋战到底。
第二部分：（6—11自然段）首先，从男女婚嫁的视角批评“大团圆思想”，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是作家“闭上眼睛”对中国婚姻的缺陷所作的补救。其次，从《红楼梦》或续或改的结局处理方式上说明这种流弊对小说的影响。再次，以宣扬“善有善报”的元杂剧为例，对“大团圆”思想的延伸进行批判.。最后，指出关羽、岳飞的被杀，因有“彰明的史实，瞒不下”，便“别设骗局”，也仍是“大团圆”结局流毒的表现。在鲁迅看来，这些都是瞒和骗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