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 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后亚文 化研究”( post subcultures studies) 或“后亚文化理 论”(post subcultural theory) 之类的提法; “后亚文化”概念 的提出,旨在阐释亚文化人群在多变繁复的新传媒时代和日 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诸多身份困惑, 比如全 球化网络时代的虚拟社群身份、消费主义弥漫下抵抗意识 的消解等等。 在他们看来, 伯明翰学派以前看重的那些因弱势身份(如 无产阶级、青少年、有色人种、女性或同性恋等) 聚结在一 起的亚文化群体, 在身份极度混杂和变异的当下消费文化时 代, 已经失去了自身所能依附的现实社会基础,也自然失去了 开展“仪式抵抗”的“英雄精神”。相反,当下的亚文化社 群活跃于各种亦真亦幻的“俱乐部亚文化”或亚文化“场 景”(如锐舞派对[ rave party ] 、网上冲浪族等) 当中,已经 演变为碎片化、混杂性、短暂性和“无关政治”的“流动 身份” 。在这些新出现的亚文化“场景”(如全球互联网平 台) 中“游走”的流动社群以及他们诡异多变的“再现”方 式,成了“亚文化”的“能指链”,像德里达所说的“踪 迹”( trace ) 一样时隐时现, 飘忽不定。这样的“亚文化” 概念当然缺乏伯明翰学派的“抵抗”型亚文化的“英雄” 气概, 简直成了身份政治的“自恋”式表演。
贝克尔这种不无极端倾向的表述, 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亚文化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尤其强调了 “越轨亚文化”被命名、被标签化、被刻板化定型 的社会阶层根源。这种揭示不但体现出社会学的人 文情怀———社会学家对弱势群体和越轨人群的同 情, 而且在方法论上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尤其涉及 到主流意识形态或传媒对某一弱势群体的舆论定型 时)产生了深刻影响。 英国学者斯坦利· 科恩(Stanley Cohen) 正是受 “标签理论”的启发,研究了英国主流传媒对两类 青年亚文化反叛群体(摩登族和摇滚乐迷) 的“妖魔 化”, 于1972 年出版了《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 (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一书,揭示了“民 间恶魔”这一标签与主流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 深层联系。
有关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定义表明, 亚 文化的存在源于社会中各种结构性矛盾的 普遍存在,而且这些结构性矛盾往往呈现为 处于从属(或弱势) 地位的群体对占主导地位 的阶层或意识形态的反叛或抵抗。
一般认为这些结构性矛盾(弱势群体与强势阶层或意识 形态之间的斗争) 主要集中在阶级、性别、种族、年龄(代 际) 、性取向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这些结构性的矛盾通常 被归结为如下一些对立群体—— 被统治阶层∕统治阶层 女性∕男性 有色人种∕白人 青少年∕成人 同性恋∕异性恋等 ——之间及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与这些结构性矛盾相呼应,出现了诸如工人阶级文化、 女性文化、黑人或有色人种文化、青年亚文化、同性恋亚 文化等多种亚文化形式或亚文化称谓。
从社会政治结构来界定“亚文化”,就会发现它 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学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政治 学范畴。因此,亚文化群及其特征既是由主流社会 划定的, 也是由被划入这一群体的人以自己的政治 实践创造出来的。借用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的思想,不少学者将亚 文化看作处在从属地位的阶层与处在主导地位的阶 层通过“协商” 和斗争最终取得的政治文化成果。 尽管这种斗争和协商往往仅限于文化的、“仪式性 的”和“象征性的”抵抗,并不能直接改变现实的 政治经济结构和阶级秩序, 但毕竟对占支配地位的 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 此二战后深受西方左翼学者的关注。
从社会学角度看,亚文化群是被主流社会 贴上了某种标签的一群人, 他们往往处在非 主流的、从属的社会地位上,他们有着区别 于其他群体(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 的诸 多明显特征(如偏离性、边缘性甚至挑战性) 和特殊生活方式。
由以上分析可知,“亚文化”可以指有特殊行为 方式的一群人, 也可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更 重要的是,它还隐含着种种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 是社会政治结构深层矛盾的某种体现。加拿大学 者布雷克(Michael Blake) 对“亚文化”的界定,就 非常强调亚文化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布雷克看来,“亚文化”是“由处在从属结构位置 的群体中发展出的一套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 活方式,以回应占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它表明处于 从属地位的群体试图解决那些从广泛的社会背景 当中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的矛盾”。
在一定意义上, 这些名目繁多的亚文化 形式或亚文化群体, 也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处 在从属地位的阶层或群体以文化仪式对那 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阶层或意识形态的 政治反叛。
正式的亚文化研究是在20 世纪30 年代 以后才出现的。 如果以今天的亚文化概念反观历史, 会 发现亚文化群体作为一类边缘人出现并引 起主流社会注意, 则已经有将近五百年的历 史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自16 世纪以来西 方社会关于亚文化群体的描述和研究, 基本 上都遵循或围绕了两条先在逻辑 。这两条 逻辑作为亚文化研究的“史前史”而存在, 并直接影响到七十多年来出现的各类亚文 化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早期,亚文化研 究的重心转移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该校 1964 年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 心”( CCCS)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 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事业, 形成了颇具 影响力的伯明翰学派。他们不但在理论和 方法论方面有重大突破,而且在流行文化、 亚文化、教育、种族、工作和妇女研究等 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对青 年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研究,综合调动阶级、 性别和种族等理论视角,精辟地分析了各类 青年亚文化行为的符号象征(风格)意义,尤其 是仪式政治抵抗的意义。
其一,将街头流浪者与定居者、将非生产性与劳动生 产相对立的逻辑。按照这一逻辑,亚文化群体一般 被描述为消极的流浪者、好逸恶劳的寄生者或现 存秩序的挑衅者。从现存的文献来看, 这方面的描 述可以直接追溯到16 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流浪汉 文学。 自16 世纪60 年代以后, 英格兰出现了不少描 写无赖、小偷、打零工者、流浪汉、娼妇、解雇 兵、学徒演员和“骗子”等边缘人群的文字描述。 在这些文献中, 在前工业时代和现代英国社会边缘 出没的这些流浪“人群”,常常被描述为游手好闲、 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消极存在; 他们被认为是没有生 产力的群体———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劳动的需求。化，体现着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 观的网络流行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它对未成年人的思想 意识、行为方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网络亚文化的特点： 一是边缘性。网络亚文化群体中的青少年群体是一个避开家庭、不忠 实的、行动较为诡秘的群体。他们交流、交往、学习、休闲多以网络为 主，由此而形成的网络亚文化游离于网络主流文化之外，成为弱势的、 次要的边缘网络文化。而这又恰恰成了处于心理断乳期的青少年最合适 的文化形式。如网络聊天、网络流行语、网络游戏等充满诱惑力的网络 活动，已成为青少年上网的主要活动。 二是时尚性。网络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人类千百年的生活、工作、交流 传统，延伸了人类活动的现有空间。网络所具有的跨区域性、互动性、 及时性等特点，使对时尚有着本能的敏感、先天的爱好与急切追求的年 轻人，成为时尚文化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推动着网络亚文化不断发展。 如“快闪暴走族”，以游戏的姿态，体现一种时尚和角色扮演，反映青 年人回归社会群体、崇尚自由、宣泄情绪、表现颠覆常规和重塑社会秩 序的内心冲动的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自20 世纪20 年代 起, 就开始对移民、犯罪青少年等亚文化群 体展开系统研究,到20 世纪60 年代, 最终形 成了著名的芝加哥“越轨亚文化”研究。 芝加哥学派早期的领军人物之一帕克 ( Robert E. Park) 1915 年写成的《城市》 一文,与滕尼斯对现代社会与社群所进行的 区分有内在相通之处。
从这两位著名学者所下的定义来看, 英文 中的subculture 一词,至少包含两重含义:第 一, 指一种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对、包含 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之中并试图与之相区 别、由某一群体所共享的价值和行为方式; 第二,指共享某种亚文化的人群或社群(近似 于community) , 在此语境下可译为“亚文 化群”。这两重含义都表明“亚文化”既 具有被主流社会所划定、又具有群体自我 认同的特征:即,当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形成了 一种区别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具有 了其他一些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 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便被称为“亚文 化”。
贝克尔( Howard Becker) 继承芝加哥学派关注 “越轨人群”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文化符号 互动理论。他对功能主义越轨行为理论(即认为越 轨行为是由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 提出 了质疑,并在《局外人》( Outsiders :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 1963) 一书中提出了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 。这一理论认为越 轨行为是社会人群互动的产物:越轨行为和越轨人 群不是天生就有的,“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 尤其是由强势人群造成的。 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 越轨) ,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圈外人” 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 行动的性质, 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 用于圈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 了越轨标签的人, 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 种标签的行为。
1955 年, 美国社会学家科恩(Albert K. Cohen) 在 其著名的《越轨男孩:帮伙文化》( Delinquency Boys : the Culture of Gang) 一书中,结合芝加哥学 派的已有成果,进一步从特有群体角度对亚文化现象 进行了考察。 科恩能够较为系统地探讨亚文化问题, 得益于他 的“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 理论(假设) ,即: 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试图解决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 各类麻烦问题。在他看来,下层阶级出身的青少年所 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地位挫败(status frustration)的苦恼,而这些青少年形成的亚文化就是 他们解决地位挫败问题的特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