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你你贵姓？
侍：我姓鲁。
侍萍关窗的动作勾起周朴园的思绪，问话里自然流露出对眼前之人身份的探询。侍萍的回答恰又使这种探询心理得到缓释，剧情自然推进到那件三十年前“出名的事”。
周：（抬起头来）你姓什么？
侍：我姓鲁，老爷。
眼前之人对三十年前“出名”的事也了解，周朴园的内心难免有点儿警觉，再次追问侍萍身份时自然就少了先前的矜持。侍萍的回答却比上次多了两个字“老爷”，这好象是做惯了下等人的侍萍的“职业化”语言，但这个“老爷”更是针对周朴园警觉心理的再次缓释。能称他周朴远园为“老爷”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自己的旧日情人的。话题得以继续，剧情开始向纵深发展。
周朴园怀念鲁侍萍是真还是假
生:老师，周朴园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他对鲁侍萍的怀念是真还是假？
师：周朴园作为脱胎于封建阶级的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天生带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周朴园是一个由封建地主转化而成的资本家，他残忍、冷酷、自私、贪婪而又虚伪。但是他对鲁侍萍的怀念却不能一概以虚伪论。周朴园和鲁侍萍相认后，在周朴园的内心中，本能与良知在发生剧烈的冲撞。从他保留侍萍的相片、保留三十多年前陈旧的家具以及穿旧雨衣和熟记侍萍的生日、夏季关窗等习惯中可以看出，在周朴园的潜意识深处，他的确没有忘掉侍萍，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侍萍曾令他青春焕发，让他体味到了被一个女人真爱的全部温柔。我们联系全剧看，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周朴园最终迫使周萍认母时说：
侍：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份。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的夜里投河死的。
在这里，周鲁二人的对话体现出鲜明的针对性。这里值得玩味的是出现于周鲁二人话语中的同一个词“忽然”。周朴园一句“忽然地投水死了”，就轻描淡写地抹煞了对一个年青姑娘的摧残，这“忽然”更成了推卸原本属于自己的妻儿之死的责任的巧妙遁词。这怎能不激起侍萍内心的愤怒的波澜。侍萍所言“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这似乎有点出人意料，难道侍萍真不知道周朴园“不要她”的原因是“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其实，这是侍萍的原话）。当一个纯情少女将青春和爱情（灵与肉）都献给了自己所爱的人时，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始乱终弃。仔细玩味，这“忽然”不正是对周朴园的冷酷、自私心理的绝妙讽刺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台词的针对性形成了人物内心情感撞击的涡流，增强了戏剧的冲突性。
台词出自人物性格，针对冲突双方，情感的涡流撞击翻涌，掀起感情潮，更为有力的推动剧情向纵深发展，这是《雷雨》台词针对性的深层作用。让我们摘出周朴园对侍萍身份探询过程的台词作一探析：
周：你是新来的下人？
侍：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
在这里，侍萍对自己身份的解说恰给了周朴园一个推断的前提。眼前之人到周公馆找女儿，那她充其量也只是周公馆一个下人的母亲罢了。身份既然明确了，周朴园的专横就不用掩饰了，“那你走错屋子了”，这里是周家的饭厅，你的身份是不能到这儿来的。
当周朴园知道了侍萍的身份后，两人的话语中的潜在动机颇值玩味：
周：谁指使你来的？
侍：（悲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侍：（怨愤）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
在这里，一个“指使”可以让我们看出，以操纵家庭、操纵厂矿为本事的周朴园以其特有的警觉审察着侍萍的来意：“指使”之人是谁？真有人想利用他的“孽债”敲他一笔？侍萍的一句“不公平的命”自然也并非那么简单，这命里的“不公平”何止侍萍在三十年前灵与肉的付出，“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加在母女两代人身心的痛楚岂不令人心碎难平？“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在周朴园的眼中，似乎侍萍的到来是多方寻求的结果，似乎侍萍从来就没有熄掉对他周朴园的“爱念”（说无尽的怨愤更恰当）。“我以为你早死了”一句简直是周朴园对侍萍的诅咒。
但是翻捡旧衬衣的话题终于使周朴园认出了眼前人：这不就是自己三十年前始乱终弃的旧情人么？两人还有过爱的结晶两个孩子。可那不是爱情，那只是一位大少爷对一个纯情少女的占有、玩弄、欺骗。一位少女付出自己的灵与肉去“伺候”那位大少爷，而这丝毫不能改变其“下人”的身份。针对性的语言昭示的是人物沉痛的命运，感情潮一旦掀起便不可阻遏，在这闷热的夏日午后，一场洗刷罪恶和冤孽的雷雨正要到来。
《雷雨》台词的针对性
戏剧是台词的艺术。台词的个性化、动作性是戏剧的艺术特质。曹禺的剧作《雷雨》历来被奉为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但《雷雨》不仅有这一戏剧台词的共性特征，更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那就是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试以人教新课标必修四所选第二幕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相见为依据，分析求探如下。
先看以下台词：
周：梅家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地投水死了。后来，后来，你知道么？
一部《雷雨》让曹禺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我在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这是他心底发出的忏悔，是感情的真实流露，而决非虚伪。
巴金、鲁迅、郭沫若力挺《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