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中提到，宋朝文化上，一个突出特点是由贵族文化向庶民文化的转变，原因如下：1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城市废除了市坊制度,民居与商行商铺连成一片,更加便利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活跃,为市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歌馆酒楼茶肆、瓦子勾栏等应运而生,这些都是市俗文化的滋生之处。

宋代市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

而在瓦子勾栏娱乐场中,各类艺人许多还扮演着商人角色,花样翻新,风格变化,都潜在地以吸引观众、追逐赢利为目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话本小说,其“尚奇”倾向,本身即是艺术表现需要,更有捕捉听众猎奇心理的商业目的在其中。

为了强化和维持与听者的这种直接联系,在尚奇的基础上,说书艺人便采取故事套故事、设置悬念的技术手段,故事发展到关键时刻会戛然而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句经典成为小说的标志性语言,也显露了通俗文学商业运作的痕迹。

即是在宋代城市这些充满商业气息和竞争的场所里陶冶出了光彩夺目的服饰、茶酒饮食、民乐歌舞、戏剧、说唱曲艺等文化佳珍。

2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市俗文化有其稳定而庞大的文化消费者。

城市户口的增加,使市民开始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如法律规定,各县的税租账中,须开列“坊廓、乡村主户丁各若干,客户丁各若干”市民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表明市民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这个社会群体虽然地位还较为低下,但他们相对集中,还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他们一旦崛起、壮大,便要在精神上寻求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文化娱乐活动,以此来调整自己因繁忙的商品交易活动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匮乏。

于是,那些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野俗而带有活力的文化娱乐便兴盛起来,成为市民阶层追逐的目标。

3科举制度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进入上流社会,使世俗化的审美标准得以在上层社会确立。

宋朝建立后,鉴于前朝“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弊端,对选才用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不仅废除了唐时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

如太宗淳化三年,朝廷下诏规定:“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到了南宋,甚至那些“狞干、黥吏之子”以及“以屠杀为业”者,亦可成为举人。

这种不问家世、门第的科举制度,就为社会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敞开了大门,改变了以前门阀世族“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第而用之”的状况,一大批下层士人得以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并且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

正如宋人所说:“今天子三年一造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课程,未有不可为吏者也。

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向之。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据孙国栋先生统计,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而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

而陈义彦的研究则表明: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

大量的下层士人进入上流社会,不仅使上流社会的出身成分发生了变化,促使官僚集团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而且给上流社会带来了不同于以往门阀士族的审美情趣,使这些来自下层社会的世俗文化因官僚集团构成成分的变化而得以在上层社会确立起来。

表现如下：
1市民文化兴起
代表市民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百戏伎艺根植于社会下层,迎合和满足了形形色色的市民种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内容丰富多彩。

《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列举的诸色伎艺中,就有小唱、嘌唱、杖头傀儡、讲史、小说、舞旋、手技、相扑、掉刀、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说诨话、神鬼、说三分、叫果子等二十余种。

与市民文艺的发展相适应,属于市民阶层的娱乐
场所——瓦子(或称瓦舍、瓦肆)亦应运而生。

瓦舍中士庶咸集,热闹异常。

它“融赏、饮、赌、嫖、玩等感官享乐为一体,集视、听、味、嗅、触生理快感于一身,获得全方位的娱乐与满足”。

宋代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强烈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性,具有一种野俗的活力,导引着宋代文化向着俗文化的方向发展。

2俗文学的创作兴起
从文体学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宋代可以说是从雅文学向俗文学的重心倾斜和发展的时期。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盛况,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

像原来为贵族所不齿的艳曲俗词,这时也从民间堂而皇之地传入了宫廷和上层社会,倍受青睐。

如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

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其二,俗文学文体的相对独立。

宋以前描写民间生活、抒发百姓情感的文学作品,由于创作者的主体基本上是文人,因此在艺术上也是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与雅文学文体并无明确的区别;在唐代许多变文体的通俗文学中虽兼有俗语,白话化的成分已非常浓厚,但仍以浅近的文言为主。

而宋代描写市民情感的白话小说,则一改过去文学作品众口一词典雅人物的语言,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叙述,开创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使俗文学与雅文学在文体上有了明确的界限,标志着俗文学以独特的面貌跻身于我国文学之林。

其三,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俗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

从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到一般文人士大夫,以至民间下层,纷纷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私情。

3士大夫文化的雅而俗化的趋势
受时代环境变迁的影响,宋代士大夫在“雅化”的同时,其文化特色也出现了“俗化”的趋势。

宋代士大夫及时行乐的思想意识,以及由此导引出来的游走于歌馆楼台,“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的疏狂行为,就是其社会生活俗化的极端表现。

至于在文学领域里,宋代士大夫更是鲜明地呈现出以俗为雅、雅俗贯通的倾向。

如原来流行于酒宴歌席的艳曲俗词,宋代已进入士大夫的创作领域;从边地流入的俗曲,“其言至俚”,“街巷鄙人多歌”之,竟也倍受士大夫的青睐,“一时士大夫皆歌之”。

宋代士大夫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以俗为雅的趋势,像苏东坡对“街谈市语”,“全不拣择,入手便用。

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

”绘画上,宋代士大夫也表现出了世俗化的倾向,“好画尘世人物,描绘民间货物经商”。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是证据。

上述的匆匆概览已足以说明,历史演进至宋代,俗文化已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美学领域中雅俗并峙、以俗为美已成为时代的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