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江莎,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传奇”的上海书写———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江　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摘　要]　本文以张爱玲与白先勇所创造的上海小说为切入点,试图比较二者在叙事话题、叙事时间、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并以此探究二者笔下的上海传奇。

[关键词]　张爱玲;　白先勇;　上海书写;　命运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06)11-0084-04 上海,这个被西方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便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

上海的畸形繁华,吸引着各地的各色人物,聚集在这个热闹的“乐园”,或冒险,或投机,或享乐。

因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上海也成为了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城市,几乎所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写到过上海,张爱玲和白先勇也在其中。

对从小就生活在上海洋场的张爱玲来说,上海人、上海文化、上海风情都与她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扭断的渊源,这也是她创作的首要考虑。

在《到底是上海人》①一文中张爱玲说到:“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

”在她写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十八春》等篇章时,她心里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她的《传奇》是为上海及上海人而作的,而上海也成就了张爱玲自己的传奇。

对于白先勇来说,上海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城市,与张爱玲相比,白先勇只能算是一个上海的“外来户”,但他也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

在《永远的尹雪艳》、《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作品背后,都有一个上海的存在,那里面充满着白先勇对上海生活的种种回忆,同时它们也延续着一个个属于上海的传奇。

一、人生的琐碎与命运的无常作为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两位作家,张爱玲与白先勇在他们上海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叙事立场,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中平凡琐碎却又令人心惊的故事,在琐碎的生活中表现普遍的人性,在平凡的人事中展示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

在他们的小说中没有热血激昂的英雄,也没有青史留名的将相,只有着一张张随处可见的平凡庸常的面孔。

爱情的明争暗斗,金钱的算计思量,人生的生老病死成为他们上海书写中一再出现的画面。

他们以普通的人生作为自己的描写载体,着意于在这样的书写中展示不同人物形貌背后所蕴藏的普遍人性,并以此直指人生的悲剧宿命。

在他们的小说中没有圆满的故事,故事中一个个主人公的经历无疑是一份份失败的记录,每个人在故事的开端都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结果却都是无一例外的失败。

人在命运面前不能自持是他们小说中潜在的主题。

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有的是一群群沉浮于世俗欲望中的男男女女。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平凡的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48—种启示。

他们尽管想要抓住一点真实来充实自己的存在,但终不能摆脱命运的梦魇。

《倾城之恋》写的是一则看似圆满的爱情故事,实则确是一场情欲与生存欲之间的较量。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都是被各自家族所排挤、遗弃的漂泊者。

流苏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以婚姻作为筹码,柳原以“物质”为诱饵只为了满足自己空虚的情欲。

流苏与柳原棋逢对手,各自都不得不算尽机关,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就是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疼些。

”他们之间的互斗心计其实分别代表着生存欲与情欲之间的此消彼长。

流苏如履薄冰地跨过了一段危险的情妇生涯,终于得到了一桩她所满意的可靠婚姻。

然而成全她的不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而是那不可捉摸的命运———一座城市的陷落。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但是“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故事结束了,但是却透着无尽的感伤。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出身低贱,为了摆脱穷困的人生处境,过上好的日子,她用自己的一生换来了姜家二奶奶的身份。

然而命运弄人,丈夫的残废无能使她陷入了即无爱又无望的婚姻,她爱上了小叔子季泽,却发现自己只是对方玩弄的对象,她失去自己的青春和幸福,换来的却只是一个黄金的枷锁。

她压抑在内心的情感和欲望,造成了她心灵的扭曲和裂变,她疯狂地用黄金的枷锁报复着周围的亲人,逼死儿媳,断送儿女的幸福,最后孤独而绝望地死去。

在张爱玲小说中“挣扎、焦虑、慌乱和冒险”就是人生全部的境遇。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未尝不是这样。

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作为,比起外界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张爱玲在洞察人性的普遍,命运的无为后,最终吹奏出了她对生命的总体基调:即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

与张爱玲相似,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社交界的名媛、有低级舞女、有官家太太等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却代表着社会的“众生相”。

白先勇自己也曾说过:“文学写的是人性,一般的人性,大人物,大将军,大首脑在历史上很重要;但在文学上,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小兵,他的生死可能是一篇了不得的诗,也可能是一篇了不得的小说。

”[1]白先勇对人性深刻广泛的刻画正是借助于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物来展现的。

在他对这些人物进行人性考察和深思的同时,也注重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和诠释。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是过去大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现在台北尹公馆的交际花。

她八面玲珑、才貌双全、气度不凡,她冷眼地看着围绕在她周围的各色各样的人,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望而相互斗争,相互厮杀,相互宰割,她不动声色,仿佛是命运之神在人间的使者般,静静地看着他们一个个在命运的拨弄下反抗、挣扎,却最终湮没在命运的巨掌之下,走向死亡。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同样是一个从旧上海走来的舞女,与尹雪艳的高雅脱俗相比,她是一个俗不可耐,满嘴下流话的女人。

在风月场上二十年的打滚,使她身上沾满了现实的粗俗。

她看重金钱财物,为了钱她与夜巴黎的经理斤斤计较,为了钱她用尽招数抓住一个她可依靠的男人,同样为了钱她既同情又不屑于朱凤的爱情。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爱钱的女人,最终却因对过去一段“短暂爱情”的回忆而给了朱凤一个钻戒,帮其渡过难关,这使她在唯利是图,现实粗俗的环境里,偶然迸发出了高贵的人性光辉。

然而尽管如此,金大班毕竟还会继续在现实中过活。

那刹那的光辉一闪而过,命运依然会让她再度做回那个粗俗的金大班。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死亡无处不在,而个人对死亡的难以摆脱和抗拒,对自己人生轨迹的难以把握,使得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在命运面前显得愈加的乏力和无助。

二、“今”“昔”对照的叙事时间张爱玲说过:“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

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会渐渐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间中生活过的记忆。

也许这比了解将来要更明晰,亲切。

”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张爱玲不断回首过去,这使她的小说充满着回忆式的氛围。

《金锁记》开篇便从三十年前上海的月亮说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

”由此引出了主人公曹七巧凄凉而残忍的悲剧人生。

七巧用尽一生的青春和幸福却只能换来时间的无情,红颜的渐老和苦不堪言的往昔。

张爱玲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对于时间的处理是十分高超的。

她不断地打破时间的链条,造成时间的错位,她使七巧在冷酷的现实处境和不断的回忆中备尝痛苦。

她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

人生—58—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

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

对爱情的回忆使七巧的内心刹那变得充满着温柔和哀怜,然而回忆一触及现实的空气便如肥皂泡般破碎了。

“他难道是哄她的么?他想她的钱,他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七巧终于从回忆中苏醒,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爱情:季泽走了。

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

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

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

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

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

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

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

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

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拼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

今天完全是她的错。

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

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

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人物此刻凋零变态的悲剧处境在张爱玲交错的时间叙述中刻画得淋漓尽致。

而要说的故事却在时间的长河中永无完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时间又往往是大起大落的。

如她自己所说,苍凉之所以有更漫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正是在这种时间的参差对照中张爱玲充分体味到了人生的苍凉和虚无。

《十八春》只是题目就给人一种“逝者如川”的时间感。

当十八年后曼桢和世钧再次相逢,当他们再次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段令人心伤的爱情:“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

”只是这短短的一句便浸透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无奈和苍凉。

人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而《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十点钟永远是人家的十一点,生命在白公馆是静止的,里面的人似乎永远活在过去。

张爱玲正是在对过去的不断回忆中反复咀嚼着“荒凉”的意味。

白先勇也是从没落大家族中走进世俗大都市的,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同样也成为他作品中的主题。

但与张爱玲上海小说中“今”与“昔”的参差对照不同,在白先勇的上海小说中“今”与“昔”是平行的。

他小说中的主要角色都有着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

在他们身上,今即是昔,是过去的再现,也是过去的重演。

故事发生的空间虽然是台北的空间,时间却还是上海的时间。

《永远的尹雪艳》中今日的尹公馆俨然就是昔日尹雪艳上海旧寓所的翻版,“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