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词汇看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于桂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与语言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语言反映文化、新词集中反映文化的历史特征、文化因素与语言现象互相诠释等语言文化现象充分说明，否定文化与语言间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味地强调某一者的主体性、决定性和独立性都是不客观的。

关键词：汉语词汇；文化；语言；关系中图分类号：H10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351（2010）04-0103-03收稿日期：2010-05-12作者简介：于桂梅（1977-），女，甘肃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行为习惯。

”[1]语言一方面是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本身，是人类其他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要素。

同时，语言又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有着固定认知成果，交流思想，表达感情、意向、愿望的功能。

历史的连续性是文化的发展特点，而这种连续性又是通过语言的交流活动来实现的。

因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代表性的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结构是文化结构的本源和决定因素；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结构是语言的决定因素；格里姆肖的《社会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互限”；乔姆斯基的学说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都是受第三种因素诸如人的本质、人脑结构、人类思维特征等决定的；实证主义则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只有“伙伴关系”、相关关系，而无因果关系。

此外还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说，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说，语言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一致说等。

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应采取简单化、偏执化乃至虚无化的态度，也不能把语言和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而应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辩证地加以分析。

[2]可以说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很难抛开其中一者来谈另一者的存在与发展，一味地强调某一者的主体性、决定性和独立性都是不客观的。

语言与文化一经产生就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下面，笔者将以汉语词汇为切入点分析说明文化与语言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在语言的诸多要素中，词汇和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

一个民族的语言，必然会折射出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文化特征总是会在语言中留下印记。

由于中国的历史漫长悠久，汉语词语的文化沉淀尤为浓厚。

大量词语本身就直接反映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许多词语意义烙上了深深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词语的形式结构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词语的产生，形成和消亡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来词语融入汉语词汇时，往往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

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背景下所产生的语义与效果也不同，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及历史文化对其语言的影响相当明显。

例如，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留给我们极强的等级观念，因此汉语中的亲属称谓复杂精确，折射出中国封建文化的特点。

从己身向上论到第五辈，向下也推及第五代，加上平辈，形成所谓九族，而且男性亲戚和女性亲戚不同，父系亲戚和母系亲戚有别，又有直系和旁系、近亲和远亲之分。

在西方的文化中，更多的是平等的观念，西方语言的亲属称谓一般只表示生育、婚配、同一这三种关系，不表示长幼关系，如法语soeur ，汉语要分别为“姐姐”或“妹妹”。

西方语言对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也没有汉语这样严格的区分，如英语aunt 相当于汉语的“姑母、姨母、伯母、婶母、舅母”等。

甚2010年7月天水师范学院学报July ，2010第30卷第4期Journal of T 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Vol.30No.4103至，法语cousin(e)一词在汉语里可被细分为“堂/表哥、堂/表弟、堂/表姐、堂/表妹、堂/表嫂、堂/表弟媳、堂/表姐夫、堂/表姐夫”十六个称谓。

同时，相应的词语，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

典型的例证可举出汉语中的龙、凤和法语中的dragon、phénix。

龙是汉族北方初民的图腾，龙的雏形是蛇(甲骨文中，龙的写法就像一条蛇)，后来加上马的头、鹿的角、鱼的鳞、鹰的爪，形成了龙威武、神奇的形象。

凤是汉族南方初民的图腾，是鸟的象征(凤的繁体字由凡鸟二字合成)。

龙和凤在汉民族的心目中都是神圣的字眼，它们曾是帝王的代用语，象征极高的权威;也用来比喻俊杰之士，如诸葛亮称“卧龙”，庞统称“凤雏”。

龙凤是权威、才华、吉祥的象征，因而在现代汉语中有“望子成龙”、“龙凤呈祥”、“龙肝凤髓”的说法。

而法语中的dragon受希腊神话影响，却是背生双翅、喷吐火焰、吞食生灵的凶残怪物，法语中“La patronne est un vrai dragon”指的是“悍妇”。

而法语中的phénix，虽然不是贬义词，但受希腊神话的影响，具有“复活、再生”的文化伴随意义。

[3]因此我们说，不同的语言反映着它所代表的某种文化，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无不在它的语言中留下印记，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维特征、认知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能在语言中找到证据。

[4]二、新词的产生集中反映了文化的历史特征一般而言，词语的产生都具有其直接客观的原因，即生产力的发展，新事物的诞生，生活方式的改变，物质生活的丰富，思维观念的转变，文化习俗的形成等等。

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处于畜牧和农耕时期，社会关系也相对简单。

所以，甲骨文时代通行的词语数量较少，表现力也较差，一般仅限于对自然现象，时令方位，人体器官等的描述记录。

但同时，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现象认识不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因而对自然力量很畏惧，导致自然崇拜，反映到语言上即是有关祭祀、敬神一类的词语相对丰富，如“祈”“祷”“福”“禄”“祺”等，这正与当时民智未开的社会状况相符合。

到了现代社会，新词语的产生仍然持续着。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时代的特征依然在应时而生的新词语中留下了深刻而永恒的烙印。

如“粮票”、“工分制”、“定量供应”之类词语，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这段时期物质极其匮乏的状况。

而“批斗”、“臭老九”、“走资派”等十年“文革”中涌现出来的词语则充分地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阴森，恐怖和对人性的扭曲。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成为新词产生的主阵地。

而这些新词也集中反映了网络时代的文化特点。

一是彰显自由、个性、创新的网络文化。

网络是一个推崇个性的世界，网民们能够在网络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网络词语的使用者主要是青年人，他们乐于创造，追求自由；同时，他们交际面广，交往频繁，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压力大，较容易产生群体认同价值的交际符号。

因此他们出语往往突破常规，充分发挥自由性，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

有的将已有词语变异使用创造新词，如“见光死”，意指网恋后与网友初次见面感到不满意而迅速各奔东西；“东东”意指“东西”；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恐龙指容貌不佳的女网民。

这些词语在网络中早已司空见惯了。

有的突破现代汉语常规语法，如“走先”、“偶”是“我”的一种比较调皮的说法，并由此推衍出“偶们”。

“难过得死掉了”采用港式语法的说法等等。

二是崇尚灵活简洁，形象幽默。

网络语言中常用数字、缩写、标点符号等简省快捷的方法进行交流，“数字”词语相继产生，这在形式上打破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以汉字为主的格局。

[5]如用“5753”表示“不见不散”，用“345”表示“相思苦”，“GG”表示“哥哥”等等。

网络词语除用字节俭外，形象传神也是一个重要特点，如把网民称为“网虫”，于是初级网民就是“爬虫”，高级网民就是“飞虫”等，既有视觉效果，又富含想像力。

诙谐幽默是网络语言更为吸引人的又一特点。

社会生活压力的加大，网民的相对年轻化使网络语言充满活力，他们苦心构思出许多生动有趣反主流的网络语言，营造出轻松幽默的阅读氛围减轻精神压力，使人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

如“菌男”“霉女”是指相貌丑陋的男女。

这两个词一方面与“俊男”“美女”谐音，反其意而用之；另一方面“菌”“霉”能立刻使人想到过期、变质的食物，都具有很强的反讽效果，充分体现了网络语言的幽默诙谐的特点。

又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有意在约定俗成的说法上改头换104面，形成诙谐且含有一定道理的语句来。

三、文化因素可以和语言现象互相诠释从宏观的角度看，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

[6]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这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然而，从微观的角度看文化因素和语言现象可以相互解释。

首先，关联的某种文化因素可以解释某种语言现象，或某种语言现象基本上可以解释某种文化因素。

例如，中国人的“悟性”可以解释汉语的“意合”，西方人的“理性”可以解释英语的“形合”；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可以解释汉语的“人称”，西方人的“客体意识”可以解释英语的“物称”；汉语的“形象性”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意象思维”，英语的“抽象性”可以解释西方人的“逻辑思维”等等。

但有些语言现象中只有部分可以找到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因素，或某种文化因素中只有部分可以找到与之相关联的语言现象，关联中有不关联的部分，或不关联中有关联的部分，两者无法完全互相解释。

例如，汉民族追求和谐的文化心理常常反应为汉语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因而四音节成了汉人喜闻乐见的语音结构。

但并不能因此而推理，认为三音节的词语都反映不和谐现象，因而几乎都是贬义的，这就片面了，因为三音节词语中只有部分是贬义的。

如：穿小鞋、中山狼、下坡路、变色龙、拍马屁、走后门等，其他的就不一定，甚至可以是褒义的，如：白开水、爱祖国、有文化、学先进、识大体、有心人等。

这个结论应把“几乎都是”改成“部分”，因而很难解释汉语三音节结构的文化涵义。

又如，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讲求尊卑长幼、远近亲疏的不同，这种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在汉语词语结构排列的次序上，如：君臣、男女、父子、婆媳、高下、国家等，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说明还有其他的格式，如：阴阳、雌雄、叔伯、敌我等，这类词语的顺序就难以用上述的文化涵义来解释了。

四、结语文化依赖于语言，语言推动着文化的传播和繁荣。

萨丕尔说:“我甚至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

”[7]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几乎可以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人类文化。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语言的确对文化的生成、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构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类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