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转摘者言：非常赞成郑永年的判断！
2016-01-29 14: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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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

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

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
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

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

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

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

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

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

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

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

2013年
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

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

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
影响。

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

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

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

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

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

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