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问题罗纳德.科斯①一、有待分析的问题本文将分析商业企业行为对旁人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
标准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
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处理思路，即认为问题是在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有差异。
这些分析让大多经济学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即要么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的损害负责赔偿；要么是根据工厂排烟尘的具体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可能也应包括那些烟尘排放会影响到别人的区域）。
依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引至的结果既非人们所需，甚至通常亦非人们所欲。
二、问题的相互性本质传统方法倾向于模糊了必须作选择的本质。
人们通常将以下两个问题视为同一：其一是A给B造成损失，其二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如何限制A。
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分析的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互性。
避免对B的损害必将会使A遭受损失。
真正必须决策的问题是：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重就轻。
我在之前的文章②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工作的事例。
为了避免医生有损，将只能让糖果制造商受伤害。
此案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某种生产方式以产品供给减少为代价，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是否值得。
另一例子可以看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问题。
倘若有些牛无论如何都会走失，那么只有以谷物供给的减少为代价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
选择的本质简单明了：肉类抑或谷物？当然，除非知晓所得以及牺牲的代价各几何，不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
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举的河流污染例子③。
如果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需要抉择的问题不外乎是：鱼类损失的价值与以河流污染为代价的产品价值孰高孰低。
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和边际两个方面看此种问题。
三、损害责任的定价制度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
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是平滑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体系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该问题的解决就是令人满意的。
走失的牛损坏毗邻土地生长的谷物一案，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
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各自经营。
再进一步假定在所有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谷物的总损失。
牛群规模扩大引至的边际损失几何则是另一个问题。
其将取决于牛是惯于相互尾随或是并排漫游，或者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牛是否变得越加烦躁不安，或者还有其它类似影响因素。
就眼下的目的而言，规定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造成的边际损失具体几何则是无关宏旨的。
①虽然本文讨论经济分析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其想法却源于我当下研究的广播的政治经济学。
目前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我先前分析无线电波段和电视频道分配的论文中已隐约提及（“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I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月号）。
然而，从该文的评论反馈看，似乎有必要更清楚地阐述该问题，而且表明分析的结论也并非只能适用于原始问题。
②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21，《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6－27。
③G.J 斯蒂格勒（G.J. Stigler）,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l952年，pl05。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使用一个算术例子。
假定农夫的土地的年栅栏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牛群的牛数（头）谷物年损失（吨）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谷物损失（吨）1 1 12 3 23 6 34 10 4假定养牛者对损害负有责任。
如果他将牛群的牛从2头增加到3头，他须追加年成本3美元。
在确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将此3美元与其它成本一起纳入核算考虑。
也就是说，除非追加的牛肉产出（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其相应成本以及附带增加谷物的损失价值，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
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也只有在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方法才会被采用。
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养4头或更多的牛，假定没有其它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他愿支付这笔费用。
当栅栏围起来后，损害责任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到不得不加固并花费建造更大的栅栏，因为同一时间内可能会有更多的牛在“破坏”栅栏。
但是当然，对养牛者而言，像以上数字例子中当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加合算。
人们可能会想，若养牛者支付所有谷物损失，那末如果养牛者将要影响到邻近土地农夫将会增加种植量。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先前谷物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
因为在新的条件下，存在谷物损害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谷物量将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破坏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
当然，如果放牛通常不可避免有谷物破坏，因此养牛业的成长将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
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
实际上，若要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
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遭破坏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剩下未坏的谷物销售所得不足以弥补耕种该块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即不在此块土地上开荒耕种将是有利可图。
一个算术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收获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净收益为2美元。
为简明起见，假设土地为农夫所有。
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
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
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美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
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
农夫耕种土地的净收益仍是2美元。
如果农夫同意不耕种的损害赔偿不超过3美元，那末养牛者的境况就会得到改善。
而农夫只要赔偿费用超过2美元就会同意不耕种。
显然，农夫放弃耕作且双方都满意的讨价还价余地还是有的①。
然而，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①本文在论述中假定要么是种植谷物要么是完全放弃耕种。
但是，其实也无须如此（严格，译者）。
有些谷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土地的情况。
举例来说，若牛有相当固定的行走路线比如通向小溪或树荫地带。
在此情形下，沿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
若是如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农夫放弃耕种此狭长土地的交易将使双方均能获利。
然而，这可能引至其它的情况。
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进一步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地带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l美元。
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
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
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
很明显，这种情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这种结果。
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赔付其同意不耕种。
农夫获得的赔偿不可能高于用栅栏土地的成本，同样也不可能使赔偿金高到迫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
实际赔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
但是，由于赔付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同样其也不会随牛群规模变化而改变，因而如此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而仅仅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我认为，很清楚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平滑运行，在计算牛群规模的附加成本时则就须考虑别处产值的减少。
该成本将与牛肉生产的增加价值相权衡，给定养牛业完全竞争，那末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是最佳。
需要强调的是，通常案例情况中养牛者纳入成本核算的别处产值下降，很可能低于牛对谷物的损坏。
这是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导致土地耕种不再延续。
任何情况下，如果牛对谷物的造成了损坏且养牛者也愿意支付赔偿费，且其金额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费用支出，那末上述结果（即，不再延续耕种，译者）总是可能实现。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该土地的费用支出应等于该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其在次优使用状态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即农夫必须支付的要素费用）。
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则要素在别处使用带来的产出增加将超过纳入损害因素后该土地的总产出。
如此人们就将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释放到别处的生产中。
程序上仅要求养牛者赔偿谷物损坏但不涉及可能的耕种停止，终将导致养牛业中生产要素雇佣过少而谷物种植业中生产要素却又过多。
但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则对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
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耕种，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交付的租金（若农夫自己也正出租土地的话）租下土地，最终的结果都一样，都将会实现产出价值的最大化。
即使农夫被引诱种植谷物而其在市场上销售却又无利可图，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期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
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因此，对资源配置并无任何长期影响。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现在，我转向分析此种情况，即虽然假定定价制度平滑运行（即无成本），但企业对造成的任何损坏都无须承担责任。
这些企业不必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赔付。
我旨将说明，这种情况下的资源配置结果与企业必须负损害赔付责任并无二致。
由于前例中已经证明了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因而无须再重复这部分的论述。
回到农夫与养牛者的例子。
农夫的谷物损失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将增加。
假设牛群内有3头牛（这也就是若不考虑谷物损失时牛群的规模）。
如果养中者将牛减为2头，农夫最多可支付3美元；如果减为1头，则最多可支付5美元；如果减为零，则可以是6美元。
因此，如果养牛人将牛群规模定为2头而非3头，那末他就可从农夫处得到3美元。
因而，逝去的物可能不易被牛损坏，当然这还是不如没有损害的情况下那样有利可图。
因此，如果新谷物能给农夫带来1美元而非2美元的收益，并且原规模牛群下对原谷物造成3美元损失而对新谷物只造成1美元的损失，那末对养牛者来说，支付任何低于2美元费用（因为这将使损害责任从3美元减少到1美元）促使农夫变换谷物品种，便是有利可图的；对农夫来说，如果其得到的金额超过1美元（因为改变谷物种植品种将引起收益减少），也同样是有利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