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没有受益者的博弈摘要：《劳动合同法》主要的问题，是它取代了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自由谈判，自由形成合同的机制，要通过政府干预，对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用工来个“一刀切”。

我们绝对不是笼统反对劳动立法，只是强调，劳动立法要抓住要点，真正解决好法律应该管的问题，集中力量，把它管好。

劳动立法不能在不该管和管不了的问题上，管得太宽和太细，这样做反而损害了法律的威严。

关键词：合同保障
新《劳动合同法》中，比如要求劳资双方一定要签合同，没有签合同的视为签合同，我觉得这个很好。

还有拖欠,工资要受什么惩罚，仲裁程序是什么样的，这些内容是好的。

但它规定了工作时间、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些就有点做过头了，搞得企业都不能解雇员工了，不能自由用工，就进入到德国模式、印度模式了，问题就会多起来。

如果认为多立法、立严法，就能提升劳动者的利益，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和误导。

如果把《劳动合同法》与劳动者利益划等号，把对此法的实际效果进行讨论与反对保护劳动者利益划等号，这是两个概念上的混乱，这两个等号都是不成立的。

我们吁请对中小企业免除《劳动合同法》，是因为我们相信对中小企业实行此法不会提升最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反而会损害劳动者利益。

劳动法专家们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经济规律，忽视了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行的规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法律，很容易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在幅员、人口、文化、地区、行业、企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方面，差异性都更加巨大。

各类劳动者的情况、各类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些因素，加上制度转型导致的复杂性，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避免处理问题时“一刀切”的做法。

“一刀切”的《劳动合同法》，对很多中小企业和很多劳动者，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

这样做，对情况尤其复杂和多元化、多样化的中小企业来说，危害尤其大，劳动者也不一定欢迎。

比如，你要给他买保险，有些人欢迎，有些人拒绝，有些人买了还要排队退保；你提倡稳定的就业关系，有些人欢迎，有些人说无所谓，我过完春节就没打算再来打工，或者明天就想换地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普遍贫穷，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是劳动者的最大敌人，由此造成的诸多问题，要通过劳动法来解决，其作用是有限的。

在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严重过剩的国家，劳动者就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有没有《劳动合同法》，或再立100个这样的法，也无法根本改变劳动力严重过剩造成的诸多问题。

我个人对劳动合同的态度是，它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合同的长度，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但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谈判达成的合同，政府应该竭尽全力，努力维护和帮助双方落实执行。

即使在落实执行上有困难，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态度明确，不遗余力予以执行。

违反了双方自愿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欠薪，承诺不兑现，就是违反了基本的商业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劳动者谈判地位的强弱，首先还是由供求关系决定
的。

劳动者地位为什么很弱？因为人太多了，很容易被替代掉。

任何事情不能提条件，你爱干不干，老板很容易找到替代你干活的人，你就强势不了。

这几年东南沿海一旦出现民工荒，老板就会涨工资、改善条件，还有逢年过节用巴士送劳动者回家的，春节一过完巴士马上到村口接，希望你再回来工作。

这就是供求关系决定强弱。

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第一个"绝对底线"，是非常必要的，但并非劳动者的所有利益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的。

比如劳动者的第二个底线，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保证，是最有效的途径。

而第三个底线，应该由国家承担起主要责任。

在如何保护和提升劳动者的利益问题上，法律和市场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政府和企业各有其责，也各有其不为，不能过度立法，也不能把责任都放在企业。

劳动者的利益，还有一个相对底线，即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收入水平。

我们希望劳动者收入的相对底线进一步上涨、不断上涨。

我们也知道这个底线进一步上涨的主要途径，是尽快实现政府提出的充分就业的目标。

劳动者充分就业这个绝对底线越能很好保障，收入提高这个相对底线也就越有保障。

对中小企业免除《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正是为了更快地实现充分就业，这是帮助劳动者收入的相对底线更快上升的最现实、有效的方法。

吁请对中小企业免责
劳动立法和其他立法的一个共同目的，是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

在中国，包括众多个体户在内的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并不属于强势群体。

他们多数属于弱势群体，其中不少人甚至接近社会生活的最底层。

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来自于下岗失业、曾经生活没有着落的社会群体。

即使在创办企业以后，这些中小企业主中的大多数，没有政府背景，不受权力部门的青睐和保护，反要经常受到随意干涉，穷于应付执法部门中少数以权谋私的不法分子的敲诈勒索。

他们靠着自己微薄的资本，面对成本上升和激烈竞争，为了企业的生存起早贪黑，所承受的精神上与体力上的压力，已相当不小。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承担高税费和相当的社会责任。

尽管有这些金钱、体力和精神上的巨大付出，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免不了三年内亏损倒闭的命运。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所以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都特别关照，通过特殊政策，来支持与扶持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劳资双方是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中小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法》，会造成首先是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双输”，进而是国家与社会“多输”的结果。

《劳动合同法》使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

中小企业是劳动者就业的主体，是整个经济活动中最富活力、最有创造力，最具灵活性的一个部分。

如果把这个部分卡死了，我们的劳动者和整个经济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因为这样一来更多中小企业倒闭了，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了。

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倒闭和劳动者失业双增后，中国扩大内需和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实现都会更加困难。

还有，国家利益也是输家。

从目前来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难度都会增加。

这难道不是在损害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利益吗？
劳动者保障应由政府承担
劳动立法要掌握好两个原则：一是政府责任和企业责任要分得清楚；二是对政府该做的事和不该做的事也要分得清楚。

政企责任如何划分？社会有两大问题，公平和效率。

政府应
该着重管公平，企业着重管效率。

国家财政税收5万亿元，国家又垄断所有的土地权和拥有那么多生产性资产，可是，政府照样没有给老百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支持。

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引出来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就表现出了了。

本来，应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老百姓民生的责任，让国家不能只征税、只控制土地和资产而不对国民的社会保障负责，但这条路的难处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过的捷径。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当然非常好。

但是，其中是否有太多条款从本质上是把政府没有尽到的社会保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比如，在跟一些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专家讨论中了解到，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

所以，他们就规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

还有，企业跟员工签约了两次以后，就不能再把他解雇，等等。

《劳动合同法》也规定所有劳动关系都必须有劳动合同，否则，超过一年没合同的就自然认定雇员为终身雇员。

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权益就必然受到随便的侵犯。

在美国，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业都没有劳动合同，雇用关系是随意的（employment at will），也就是说，雇主在任何时候想解雇谁，都行，也不需理由。

这么听起来好像劳动者在随时被侵犯了，但实际的情况正相反，因为解雇人是件很严肃的事，虽然你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但你还得考虑到如果你随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员是否会有安全感呢？他们见到你的行为是否会全部另找公司呢？这样一来，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国企业里，没有看到随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尽办法把人留住，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改进的。

不用担心如果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劳动力市场就必然对劳动者不利了。

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

由于中国过去回避了实质性的宪.政制度改革，到今天，虽然财政税收占 GDP比重比美国的高，虽然中国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公有土地，但是，中国却照样没有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到后来，就想通过《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和生活安全的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往企业身上转嫁。

没想到转嫁的结果是，把中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别的国家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