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的真实形象
弗兰克·克莫德曾在小说研究的经典之作《结局的意义》中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提纲挈领的，它使此前的一切显出了意义，开篇、中段似乎只是为了它而存在。线性的犹太-基督教历史从创世到末日大审判，有始有终，而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没有清晰的源头和终点，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某个视角或以某人为中心截取出一个大概来，使之成为头尾俱全的故事。如果上世纪20年代女师大学潮也是一个故事的话，它有没有象征着正义实现的收束之处？以往学界被“驱杨(荫榆)倒章（士钊）”的口号所迷惑，总是取鲁迅和许广平似乎交代明白了的立场来讲故事的结局，那就是造反学生1925年11月底、12月初的“复校”。平心而论，对某些人而言，“驱杨倒章”只是为达到目的——易培基出任校长、教育总长——创造条件。在大量关于女师大驱杨运动的叙述中，英雄（主角）鲁迅在戏台中央英勇作战，易培基（以及背后的李石曾）或不见身影，或像个跑龙套的，在前台一闪而过，仿佛是来暂时填补一个无聊的空白。【吴奔星先生的长文《鲁迅和“女师大风潮”》（写毕于1976年10月，载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聊城印刷厂1977年10月印行的“鲁迅生平资料丛钞”第二辑《鲁迅在北京》，第94页至147页）史料翔实，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关于这一话题叙述较为完整的研究性论文。文章以女师大复校、1926年1月13日新任校长易培基到任作为学潮“最后的胜利”。易培基只是一个突然降临的人物，与此前学生的一切抗争了无关涉。更常见的是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彻底回避易培基。】鲁迅自己要对此负一点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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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顾颉刚在他1925年8月的日记后补记：
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攮夺工作，西山一带之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慕愚（谭慕愚，即谭惕吾）反对其人，本是合理行为，而李、曾嗾其党羽傅启学等攻击之„„。观女高师案，杨荫榆虽改职入教部，而继其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卷，第659页。关于故宫盗宝案的细节可参考1937年9月30日首都（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李宗侗提起公诉时所提供的上下两册《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起诉时被告“在逃未获”，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审判未能进行。又据维基百科，易培基于1937年9月在上海病逝。1934年的《华兴周刊》（第31卷22期，日期不详）曾报道，易培基案发后已入籍“满洲国”，既已成为“外国人”，公诉就难以进行】
最后一句，大致不错。由于鲁迅自己对易培基继任校长“默无一言”，诸多关于女师大学潮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是(有意)忽视的，即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仿佛可有可无。驱杨是为了迎易，这是李石曾一派蓄谋已久的。学潮时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郑奠（介石）在五十年代的回忆文章里称赞鲁迅复校后只管教书：“到了复校以后，校长继任有人，他就事事谦退，只管讲课了。这是多么值得敬佩的风度啊！”（《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斗争》，原载1956年10月19日《文汇报》。转引自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6页）郑奠不提校长之名，也是故意为之。他应该知道，鲁迅实际上另有隐衷。
1925年6月13日晚，鲁迅心情郁闷，提笔给许广平写信。许广平等六位学生已在5月9日被除名，两天后学生自治会也硬碰硬，强封校长办公室。章士钊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5月7日下午，一批学生越墙跳入章士钊在魏家胡同的住宅“将各屋门窗打破，捣毁什物无算，警察竭力制止不服，且有将沈署长暨巡官某等殴伤情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243页）5月12日出走，一直到7月28日重新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在这僵持状态中，鲁迅感到无聊，告诫许广平，性急发脾气，“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笔者以为，凶兽样的羊和章老虎，还有段祺瑞那种已无军队可使的过气的军阀，公开骂骂也无妨，可见都不厉害；《现代评论》各色各样摆出“正人君子”模样的鬼魅，遇到有人脱光衣服叫阵，碍于面子和假惺惺的风度，不敢赤身应战，同样毫无威慑力。“阴柔人物”就不一样，他（们）有军力（国民军京畿警备司令部）和学生可恃，“社会技术”高强，还得罪不得。鲁迅接着笔锋一转，点明中国与英日“经济绝交”，获利的将是第三方美法商人。下面这几句话，就不再是谈中国抵制英货、日货了：“可是据我看来，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在中国是常有的。但在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鲁迅强人同己，又怀疑某某（原信为孙伏园）似与陈西滢暗中联络，但是紧接下来的文字，又另有所指：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全集》，第11卷，第91页至93页）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辈，不是怎么“阴柔”（《晨报附刊》撤下鲁迅的小诗《我的失恋》，他搧代理总编刘勉耳光，还追着他大骂）。鲁迅此处另有专指，“巧人”的资历要比孙伏园深得多，如果能从驱杨运动中“自利”，应该是校长职位的竞争者。为天下的互助，听起来有点克鲁泡特金式无政府主义的余音，在当时的北京，很容易使人想到北大生物系教授李石曾——“最早介绍互助论者”（李书华用语。见李书华《七年北大》，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98页）。许广平倒比较达观，她在6月17日信上劝鲁迅不要为孙伏园生气。她知道“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的心思”： 即如我校风潮，寒假时确不敢说开始的人们并非别有用意，所以我不过袖手旁观，就是现在，也不敢说她们决非别有用意，但是学校真也太不像样了，忍无可忍，只得先做第一步攻击，再谋第二步的建设。„„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而因此而来的举动，却也许被第三者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也就甚似被人所‘利用’了。这是社会的黑暗，傻子的结果。（《鲁迅全集》，第11卷，第96页）
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两个带了“不敢说”的双重否定句，将运动背后的党争说出来了。“巧人”“阴柔人物”与收渔人之利的“第三者”隐隐重叠。“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几个字应该重读，隐含着许广平与“别有用意”的“她们”的分歧。易言之，“她们”属意于某人，非得此人当校长，现任校长不论是谁，都应让贤，所以她们的“不满于杨”也许只是服务于目标的手段。鲁迅不会读不出这层含义。两人都有点隐忍不宣，说明白了就有失体面，两人间那点迅速壮大的感情，也就颓然而废了。许广平在此前（3月26日）致鲁迅信上倾吐自己“满肚子的不平”时就说起“色采”：“年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于校长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其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到开学以后，目睹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更不得不教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也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采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7页）鲁迅久处官场，又熟谙女师大内情，能在纷纭的表象背后，政治与利益之间，发现有趣的连接。国民党的“色采”，他怎么会不知道？
5月11日，学生自治会封锁校长办公室，向教员发出恳请维持校务函，上面写道：“生等„„驱逐劣迹昭彰之校长杨荫榆，谅诸先生早已洞悉。不料杨氏深为利禄所蒙，希图恋栈，数月以来，不听学生自治会职员之婉劝，自行引退，以让贤能，而竟任情专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274页）“以让贤能”中的“贤能”为谁，拟就这份信函的自治会骨干心中有数，她们的目标未必是许广平（与鲁迅）的目标。《两地书》作者只取笑章士钊想在女师大任用的人物，只字不提自己心目中的校长理想人选。让许广平和“她们”分别讲述学潮故事，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结局：许广平选取杨、章狼狈逃出角斗场为结尾，这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叙述，“她们”则会把易培基继任校长作为完美的收场。假如许广平相信她和鲁迅驱杨立了头功，那么抢权夺位的第三者确是“不劳而获”。但从易培基（以及他身后的李石曾）方面来看，他在黄郛临时摄政内阁署理教育部总长，做过两周鲁迅的上司，上下级合作反对“军阀”，绝非纯粹的利用。
鲁迅在1932年12月编《两地书》时有所取舍、添补。1925年5月至7月间正是关键时刻，不少信件未见收入。鲁迅说的“阴柔人物”或“巧人”也正是师生两人在这特殊时期依恃较多的实力派，不提名字是最妥善的办法。这些大人物到了1932年、1933年之交，不论是在北平，还是“首都”南京，名声已经不好，将他们的名字与“驱杨倒章”相联系，甚至外泄他们的领导地位，女师大学潮就可能失去其政治、文化上的纯洁性。但是他们仍然身居要津，时时可能反扑。鲁迅承认，这本书信集的内容并不是“最显真面”的，“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另一方面，当初“推测天下大事”也很糊涂：“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鲁迅全集》，第11卷，第5页）鲁迅想借此说的，除了对北伐、国民党深深的失望，也有对自己的责备。斗倒杨荫榆、章士钊，教育的前景就一片光明了吗？信中含糊的地方多（也有后来添加文字、故意不含糊的），“欢欣鼓舞之词”却难见到。现实中，还真有些应景的“欢欣鼓舞之词”，它们都刊载于《女师大周刊》118期，重温一下，约莫可知何谓“巧人”，何谓“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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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13日，女师大学生举行仪式欢迎易培基就任校长。段祺瑞执政府已在1925年12月26日改为内阁制，许世英（曾被杨荫杭传讯）任总理。12月31日，易培基在新内阁出任教育部总长，前一日，冯玉祥指使部将张之江枪杀徐树铮，段祺瑞大恸，不能视事。
鲁迅、许寿裳和许广平先后登台演说。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鲁迅自称，原定总务主任马幼渔代表校务维持会致词，因马生病，由他代替。《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33页）他非常注意教育维持会与他自己所属的校务维持会的主从关系：
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其间仍然开学，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的责任交出。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而且依了大家的公意，任命本校的教育维持会正主席易先生为校长了。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上）
鲁迅顺便宣布校务维持会自行解散（同一日校务维持会发表的《交卸职务宣言》声明：“本会认为责任已尽，即日将代行职权，奉还新任校长，同时自行解散。„„今者宵人伏匿，女学重光，校长得人，群情大慰。”《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328页至329页），这“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为什么？“因为易先生是本校全体所希望的校长，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他说的“恢复之初”，当指9月21日女师大在宗帽胡同临时新址开学的时候，当时李石曾和易培基就在现场。至于“向来的希望”，还透露出一点别样的信息。“向来”有“一贯、从来”的意思，那么“大家的公意”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又证明，易培基取代杨荫榆的结局，鲁迅早有听闻。
还得简单介绍一下女师大校外的“教育维持会”和校内的“校务维持会”。根据标准版本的女师大学生运动史，与杨荫榆的冲突始于1924年11月三位学生被勒令退学。这次事件与黄郛摄政内阁尤其是当了两周（11月10日至24日）教育总长的易培基有无关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