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发展
发表时间：2018-06-13T17:25:09.453Z 来源：《电力设备》2018年第3期作者：陈玉芳
[导读] 摘要：在我国的司法体制领域，为了更好的克服案件理性中的不足，降低冤案的发生频率，在保障人权的呼声中都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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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的司法体制领域，为了更好的克服案件理性中的不足，降低冤案的发生频率，在保障人权的呼声中都将任重道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式设立，并在具体实践中贯彻落实，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发展程度以及公民权利保障的范围。
因此，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我国排除了已形成的非法证据，重视非法证据的遏制，并阻碍其形成。
鉴于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发展。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
1中国特色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模式
1.1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在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无论是审判阶段还是相关的侦查起诉阶段，都需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在国外，这一点只存在于审判阶段。
一般来说，在案件审判之前的程序中，对案件的结果不存在决定作用。
只有通过审判的程序，才能确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
非法证据排除在整个证据规则中有着重要地位，该规则能够有效避免非法证据的存在对裁判者产生的消极影响。
从理论层面进行阐述，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才是有意义的。
但就目前来说，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不仅在审判阶段，还要在侦察和审查阶段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是由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决定的。
1.2我国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一是我国的审判资源与相关的法律需求存在矛盾，必须要建立一套健全的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制度，并配专门法官，对非法证据进行提前审理，当前我国的法律资源并不是很充裕。
二是我国实行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专门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官，其司法行为、案件审理和非法证据排除等行为，和目前我国现有的法院审理存在不对等的现象。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对非法证据的排查规则，并对非法证据予以重视，还要加大力度打击非法证据，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国外主要对合法证据进行搜集，并对已形成的证据进行排除。
我国的司法体制较为特殊，相关诉讼程序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缺乏经验，在重视排除已形成的非法证据的同时，对一些还未形成的非法证据进行预防。
2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要求
随着刑事诉讼程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权保障观念的日益深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立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刑事诉讼程序框架的建立，强烈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也要及时相应的建立起来。
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很多相关立法，高到宪法层面，低到地方性法规，都要进行系统性完善。
而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在法律法规层面确实存在一些漏洞，而体系之内，不同的立法主体之间对于概念的区别定义，有些甚至与上位法之间出现矛盾，所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刻不容缓。
1996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虽然明确做出了规定，但是却并没有明确以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到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也就是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先试性的条款，但是对于违法后果却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之后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步履艰难。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试行）》第233条规定了以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口供不得作为指控犯罪或定案的依据。
但是这却并没有对司法现状起到实质性的改善作用，刑讯逼供的现象还是屡屡发生。
2012年之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4条新增条款明确了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应当予以排除。
这样我国把非法证据的排除后果放在了刑事诉讼法这一层面上，这与仅是规定在司法解释中的效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上的巨大进步。
另外，我国目前没有颁布统一的证据法，目前涉及到证据收集和采用的法律都分散在各部法典和各类司法解释之中，使得证据法过于分散，也缺少统一性和完整性。
作为证据法中最重要的部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和完善，客观上促进了证据法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而证据法的完善和系统化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客观要求。
3对目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反思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而言，应该衡量排除与不排除之间的利弊。
如果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利大于弊，则排除；如果不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利大于弊，则不排除。
而具体而言主要考虑三个方面：行为的违法性；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程度；所侦办案件的具体性质。
如果行为严重违法，比如未经批准逮捕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应当排除依此所获取的实物证据，而如果只是讯问时间、地点的记录错误而获取的实物证据，则不应当排除。
而如果此实物证据的获得是通过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人身权利所获得的，那么此实物证据应当被排除，但是如果是非严重侵犯，比如调取犯罪嫌疑人通话记录等信息而获取的证据，则不应当被排除。
如果涉及案件是具有极大社会恶性的案件，比如黑社会性质案件、严重贪腐案件等，则不应当排除非法实物证据，而对于社会危害性小的案件则可以排除。
所以，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不应仅仅是非法言词证据还是非法实物证据，更应当考虑非法取得证据的手段和方法对相关人合法权益的侵犯程度和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而针对我国司法实践状况来说，要加强基层司法工作者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观念，应该在整个考核体系中下些功夫。
比如对于全国检察官系统、全国法官系统的考核，从结案率向铁案率过度。
盲目的追求效率只会降低司法质量，而关注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宪法权利更应该是中国的司法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虽然说近年来，刑讯逼供的现象明显减少，大部分侦查机关人员已经意识到刑讯逼供的巨大违法成本，但是一些欺骗、引诱、恐吓、侮辱等方式采取的非法手段诈取供述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而且警察着便衣引诱犯罪的现象呈现高增长率，这在社会中引起恶劣的影响，所以，不论是侦查机关还是公诉机关，亦或是审判机关，都应当把目光关注在公民权利的保护上，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获得平衡，创造出一个和谐安宁的社会。
总之，在我国的司法体制领域，为了更好的实现对理性中不足的客服，降低冤案的发生频率，在保障人权的呼声中都将任重道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式设立，并在具体实践中贯彻落实，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发展程度以及公民权利保障的范围。
因此，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我国排除已形成的非法证据，重视非法证据的遏制，并阻碍其形成。
由于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缺乏相应的经验，以及我国
司法体制的局限性，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部分和我国具体情况不符，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优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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