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学解读阿迪力•买买提2012-4-9 13:35:49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11年5期内容摘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去中心化”的威胁，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

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公民而言是认同危机，对国家而言则是安全危机。

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同时完成构建民族国家和融入全球社会这两大任务。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变得困难重重。

领土分割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民族存在于多层治理体系的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希望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也变得更加开放，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认同；爱国主义作者简介：阿迪力•买买提（1959－），男（维吾尔族），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1）05-0029-07一自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媒体出现“全球化”一词以来，它已成为一个时尚的字眼，专家学者们更是对其非常关注。

这大概是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难怪人们对其格外关注和普遍重视。

何谓全球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统一定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

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

从历史上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

由于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空前的全球化浪潮。

客观地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了短缺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还实现了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发展。

如果因此我们将经济全球化仅仅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那就大错特错了。

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由于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也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利与弊肯定是大不相同的。

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

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的严峻现实。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还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强行输出西方的价值观，企图实现其政治霸权全球化。

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杰弗里•加腾就明确指出，“美国扩大经济交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在其他领域获取影响力，如人权和军事问题”，“今后10年，如果经济进步得以继续，这个世界将更加接近美国的价值体系”。

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向全球、尤其是向所谓“集权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强行输出西方版本的意识形态。

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挑战，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

它表现在：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球村”的出现，使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功能出现了某些式微。

在从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追求本国最高的国家利益与领土安全，天经地义，以邻为壑的领土纠纷、边界战争因此不断。

但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距离消失”、“疆域观的消退”。

民族国家、文化差别在信息与资本的全球流通下，在跨国集团的冲击下，愈来愈受到冲击。

国家政府的作用相对降低。

而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步提高，与民族国家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这需要相关国家领导人着眼于未来，用“地球村”、“睦邻友好、共存共荣”的立场处理国家之间的“邻里”纠纷、边疆问题、民族宗教问题。

第二，现实国家利益的因素日益国际化、多元化，即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范畴相对式微。

特别是在国家间的经贸摩擦、区域性环境保护与打击国际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甚至国际卫生组织预防SARS、国际网络防范病毒的全球扩散等方面，单独的国家力量及其只在国家疆域内部发挥作用的权力范围，难以处理这些跨国性的复杂问题。

这都需要国家间的合作。

需要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源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更大范围里实现共同的利益。

全球化因此呼唤着民族国家拥有“全球观”、“国际观”，要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而在国际合作中，互相妥协是必要的。

这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组织，并透过国际组织达到国家间主权分享。

第三，与全球化相对应，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民族、宗教问题抬头，西方国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增多，更多弱小民族国家得以诞生。

而在冷战后诞生的20余个小国家绝大多数是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从前都属国内的民族范畴。

第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

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

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民族利益的认识、关怀与维护。

民族主义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

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1]，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2]。

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

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二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身份是民族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

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民族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

所有这些方面隐含在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当中，被民族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其他民族的行为形成）期待。

它包含了下述几种含义：一是民族成员社会位置，它指一个民族成员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共职位。

比如政治掮客，是在两个利益团体的中间位置；而地方精英，则处于基层社会拥有资源或权威控制的中心位置。

二是民族成员社会角色，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社会位置（对于整体而言）发挥的公共作用。

比如上述政治掮客角色，作用于不同利益（政治）群体的联系、沟通和斡旋；而地方精英角色，则发挥地方社会治理和整合作用。

三是权利，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位置上发挥某一作用所具有的法定或公共承认、授予的做事正当性。

这些正当性写成条文就是法律，口传言教就是传统。

权利的特点是公共性，如果违背（越权），必然受到某种处罚。

所谓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集体（社会）认同。

个人可以有多重的集体归属和认同。

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会更为强烈和持久，而在以阶级和区域等为基础的认同，“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并且因此在达到它们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3]。

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

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

民族认同体现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一种“抽象的团结”[4]。

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民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民族认同发展的层次性。

就我国民族认同而言，可以从3个层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内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对政党、发展道路和现行政策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三是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跨国的中外籍人士（包括海外华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

这三个层次的认同在多数情况下互相重叠，都可以用“民族认同”来表示，但有时可能互相抵触，就需要加以区分。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但二者是可以并存的。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各民族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

高层次的民族实质上是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5]。

民族认同的层次及其变化与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族关系状况。

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国家认同，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三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各种帮扶和优惠政策，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注意挖掘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

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联系更为加强，共同点不断扩大。

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以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变动，各民族间由于资源利用、利益关系调整、人口迁移、风俗习惯差异等原因而发生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消极影响。

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落后的西部地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使西部少数民族群众产生“相对剥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