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散文创作苏轼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同被誉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南宋，学士间流传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②的口碑，可见苏轼散文影响之深远。

由于苏轼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渊博的知识学问，再加上他独具见解的文学主张，从而使他能够突破前人在文章写作上的种种局限，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风格。

１。

识见高远、广征博引的议论体散文苏轼自幼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

①他很早就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的改革主张，但他反对骤变，主张按部就班的变革。

仁宗末年呈进的议政论政文章，对当时存在的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及各问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凤翔任职期间，随着与社会实际，尤其是西北边患的实际接触，他的政治见解有所深化。

苏轼所处的时代，国内国际矛盾都在积弱积贫中渐趋激化。

苏轼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招内之祸。

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

②因此，对内政策要宽容仁厚，对外政策要取静观之势，不可操之过急。

在《平王论》中，他提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

迁都避寇，是向敌人示弱，是退让，是对国民精神的强烈打击。

周代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

历代的学者认为，周平王为避犬戎的侵扰，迁都洛阳是明智之举，周平王因而被称为中兴之王.苏轼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是针对现实，有的放矢。

其后的宋史，终为苏轼不幸而言中。

《教战守策》是苏轼有感于仁宗年间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发的。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

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

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

民众因为安逸的日子过得久了，从身体到意志都变得脆弱起来。

朝中的士大夫们也把议论军事当做是生事扰民，一有苗头就横加限制。

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是：今国家所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

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事必至于战。

战者，必然之势也。

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是出于北。

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为了求取暂时的偷安，而向敌国奉献大量的财物，但有限的财物满足不了得寸进尺者的贪得无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引发战争。

国际国内形势两相对照，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就成为当时的大患。

因此，苏轼主张应教民战守，以备不测之事，这才是爱民。

苏轼的分析是极有见地的，如果宋代的当权者重视这些话并有所作为，历史也许并非今日之所写。

唐文献评论道：坡翁此策，说破宋室膏盲之病。

其后靖康之祸，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

①李贽亦评论说：北狩之事，公已看见，时不用公，可奈之何？②②朱栻《历代名儒传》卷五。

①苏轼：《上韩太尉书》。

②苏轼：《策断？二十三》。

苏轼在议论散文中表现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教战守策》中将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与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相对照，前者的结果是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后者则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

先王显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后世即盛唐时期。

在《平王论》中，苏轼不但评析平王东迁的史实，而且还大量地列举历史上其他的迁都事例，揭示其中迁都等于示弱，示弱不免败亡的普遍规律。

苏轼的应进士试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为阐述其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论点，举了尧时的一个例子。

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 杀之' ，三。

尧曰：' 宥之' ，三。

欧阳修不知此典出处，问苏轼。

苏轼答，在《三国志？孔融传》。

欧阳修查不到，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

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

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①欧阳修对苏轼的善读书、善用书惊叹不已。

简单的一事，苏轼绕了一个大大的弯子才说清楚，由此不仅可见苏轼学识的丰富，运用的纯熟，亦可见其年青时恃才放任的性情。

２。

传情写意、情景交融的记叙体散文较之叙写史事，苏轼描摹刻画的功夫显然技高一筹。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篇仅８５字的《记承天寺夜游》，起头一大段叙述夜游的缘起，中间的一段写庭中斑驳的月光，末了一段抒发闲人的感慨。

哪一夜没有月光，哪一处没有竹柏，只是人们囿于名利而没有欣赏的心境罢了。

通篇文字，超凡俊逸之情溢于言表，但隐隐约约的，也令人仿佛感觉到些文字之外的东西，是否就是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之情呢。

《石钟山记》记叙苏轼与长子苏迈疑心古人关于石钟得名的解释而做的一番实地考察。

月明之夜，父子二人乘小舟至绝壁下，只见：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

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

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寥寥数语，绘声绘色地描画出自然环境的阴森恐怖，为后文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不能知做了有力的铺垫。

苏轼记叙体散文中对于事物的描写，往往并不局限于事物本身，而是或托物言志，或借题发挥，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自然地纳入其中。

《超然台记》大半文字讲超然而不讲台。

苏轼从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写起，继而写人们往往为身外之物所左右，不能够游于物外，以至于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

接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由杭州至密州，是从富饶美丽的江南水乡到贫穷荒凉的北方，但他能够从新的地方发现民风淳厚、吏民相安的可观、可乐之处，因而在一年后，身体、精神反比在杭州时要好得多，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文章只在最后，才对台的修葺略加叙述，同时又照应前文，点出名其台曰' 超然'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①见《三苏文范》卷九。

②见《苏长公合作》卷五。

①见杨万里《诚斋诗话》。

《盖公堂记》也是出知密州时的作品。

文章由医药写到庸医害人，由庸医害人写到庸政扰民，后转入史实，由秦及汉，由曹参济齐引出盖公，由盖公才到堂。

文虽名为堂记，但对堂的叙写是极为次要的。

苏轼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古代清静安民的执政者的景慕，以及思贤用贤的心情。

《赤壁赋》，苏轼共写过前、后两篇，都是苏轼散文中景、情、理交融的佳作。

《前赤壁赋》叙写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夜里，作者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这样的心境使得作者禁不住扣舷而歌。

但倚歌而和的洞箫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原来是吹洞箫者由赤壁触景生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既然吹洞箫者由滔滔而逝的江水念及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孟德，当时是何等气吞山河，而今安在哉？于是，作者亦从眼前浩荡不息的江水着意，指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原因即在于自其不变者观之.如此一来，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最后，作者抒发了寄身自然，纵情山水的观点。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文章由景生情，由情及理。

写景优美生动，抒情真切感人，言理自然可信，三者融汇贯通，相得益彰，从而使全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３。

纵横开合、极尽腾挪的文体风格苏轼散文的结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极其富于变化，却又自然流畅，尤有战国时纵横家驰骋才思、姿意笔锋的遗风。

前人曾用文势如潮来形容苏轼的散文，忽而高山仰止，忽而大渊俯危；忽而日丽风轻，忽而狂涛巨澜，呈现出一派美不胜收的绚烂景象。

在《前赤壁赋》中，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作者喜极而歌，却突然为其声呜呜然的洞箫打断，文章转入沉重的历史史实和令人郁闷的人生感慨。

作者以下并不就事论事，陷于史事的赘述，而是进一步荡开文思，从事理上去解吹洞箫者的情结.作者避免泛泛的空谈，极其高明地从眼前的水、月着笔，揭示其中蕴含着的变与不变，往与不往的哲理，既形象生动，又直观可感，把深奥的哲理命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

文章的最后，又从侃侃而谈转向文章起始的诗酒相乐。

通篇文章起伏有致，每次转笔，或缘情，或因景，都不给人突兀之感，体现了苏轼高超的驾驭文章的艺术功底。

①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４。

庄谐融汇、叙议杂作的语体风格苏轼很欣赏庄子的散文，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①不仅在思想上，苏轼学习了庄子的达观，在语言风格上，苏轼向庄子学习之处亦颇深。

苏轼才思灵敏，富于联想和想象，在表情达意时常穿插一些前人的或自创的寓言故事，这和庄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也是构成苏轼散文庄谐融汇特征的主要因素。

对这一作法，苏轼自己解释说：臣屡论事，未蒙施行，及复作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

①在《代滕甫论西夏书》中，苏轼主张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用兵都应谨慎从事。

在论述此观点时，他穿插使用了两则寓言：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

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小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

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

前者是生活常识，有着不可辩驳的说服力；后者是传说已久的人物，亦令人不可托大其事。

两则寓言，有远有近，有实有虚，尤其后者，仅１９字，却极尽夸张，战战兢兢，不嫌麻烦以求万全的彭祖形象跃然纸上。

使人在忍俊不禁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益。

《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是一篇悼念挚友的哀文，但在文中，苏轼却匠心独运地写了一段趣事。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

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

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

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

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萃于子矣。

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丈长。

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

因以所画篔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篔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篔筜谷其一也。

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这段文字，不仅写出了苏轼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深度，而且为后文的睹画思人、痛哭失声做了张本。